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伟琳病故后，义宁团练由陈宝箴带领。在与石达开作战时虽然义宁失守，他的团练损失严重，但他还协助湖南的官军收复了失地，陈宝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将他奉为上宾。1865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前夕，保举陈宝箴进京接受皇帝接见，被皇帝授予知府官职，到湖南候补。光绪即位后，陈宝箴在二十年间，由浙江、湖北按察使，升任到湖南巡抚，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1895年秋，父亲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他奉诏辅佐父亲推行新政。他协助父亲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算学馆，还广为交游，结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新派人物，集思广益，以求“三湘富强之道”。当年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即，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和世家子弟陶菊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回到南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携全家逃往上海，并污蔑武昌起义是“作乱”。这期间，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认可辛亥革命，又留恋清王朝，但也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派人游说，希望他能像他的好友郑孝胥那样，出面辅佐溥仪政权。他坚辞拒绝，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十分鄙弃这样的民族败类，随即将再版的《散原精舍诗》中的郑孝胥为他写的序文撕掉，从此不再与之往来。后来为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绝食而死，终年85岁。
陈散原工于诗歌，多为与友人唱和之作。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还专程到杭州拜会了他。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续集》、《别集》，死后合编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陈家老三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从小就背诵《十三经》，在家办新式学堂学习日文。1902年跟随大哥到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进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1910年考取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后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1925年回国前，他已经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并能用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阅读资料。
1925年回国时适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很器重他，称他是“最博学的人”，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个博学的后生。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誉为“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这是这所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当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动身前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全家只好滞留香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方出资40万元日币，请他出山主持东方文学院，他没有接受。随后携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治疗目疾。新中国诞生后，他中断聘约，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来在院校调整时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他一生勤奋治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多部著作。特别是晚年，双目失明，还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1962年胡乔木去看望他时，很关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着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早。”随后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将他的一些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文集出版了。“文革”期间，陈寅恪惨遭折磨，大量书籍、文稿被洗劫，终于经受不住摧残和打击，于1969年10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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