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是鲁迅在北京女高师（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兼课时认识的女学生。她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
当年的北京女高师校长是许寿裳，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因之两所学校的联系较多。女高师聘请了北大的资深教授来兼课，北大的一些活动，女高师的师生也可以参加。鲁迅是在许广平读二年级时，到女高师讲《中国小说史略》的。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因此鲁迅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便求得他的指导。她就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不料鲁迅在收到她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对一个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信的许广平来说，是让她激动不已的。接着，他们在一个月里就互相往还了六封信。尽管每周听课时能见到鲁迅，可是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925年4月12日，许广平约了同窗好友林卓凤一起到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彼此更为熟悉了。许广平见到鲁迅在家里很忙碌。除了备课、上课和在教育部办公外，还要写文章，编《莽原》，校稿子，看清样。许广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干些杂事。这样，课余时间他到西三条胡同去的次数就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去鲁家，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鲁迅，帮助他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而且还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种关怀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在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这时两颗心都很激烈地跳动着，鲁迅顺手将许广平揽在怀里，如饥似渴地吮着对方的香唇。
1925年5月9日女子师大校长杨荫榆宣布开除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马裕藻、沈尹默、鲁迅等教授联名抗议，校内反对杨荫榆的情绪更加高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琪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段琪瑞政府的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的分隔，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利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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