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出身贫寒，但聪颖好学，从小就展露才华。为了继续深造，在宗亲的帮助下，他于1929年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读书。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是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他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余，还讲授《中国文化史》。吴晗选修了这门课程，对胡适的学术造诣非常敬佩，每次听课他都坐在最前排，听得十分认真、专注。特别是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更成为吴晗研究历史的遵循之道。1930年吴晗运用这种治学方法，写出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他怯生生地将这篇论文呈送给胡适，请求指正，胡适对论文中的精辟见解给予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埋头读书，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写出更有见地的论文来。
不久，胡适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末，吴晗想转学到燕京大学就读，考试时因英语成绩不及格，未能如愿。只好暂时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馆员，以便维持生计，来年再考。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饱读史籍，于1931年初写成了《胡应麟年谱》。他将《胡应麟年谱》寄给胡适，请求批评指导。胡适读了这篇《胡应麟年谱》，对吴晗的小心求证非常赞赏，特别是对于胡应麟的卒年，吴晗考证为卒于明代万历三十年，享年52岁。这与胡适大胆假设的胡氏卒年50岁，相差无几。胡适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看到了这个青年的才华和希望，于是马上就给吴晗写信，约他有时间来面谈，进行指导，并建议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吴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插班生，可是吴晗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胡适得知此种境况，就将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建议校方给予吴晗工读的机会。翁文灏旋即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协商，商定让吴晗在历史系整理清代档案，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就解决了吴晗的学习费用。胡适对吴晗及时伸出援手，成就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宏伟理想，也为我国史学界培养了一个史学新星。胡适对他给予了厚望，曾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勉励吴晗，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吴晗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大后方，看清了中国的出路，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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