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胡风是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友。
1924年的1月巴金跟随他的三哥李尧林，进入东南大学附中的补习班，不久插入高三年级读书。当时胡风也在这所学校读高二年级。虽说不是同年级，可是他们的世界历史课却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上合班课。当时巴金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只知道他叫张光人。因为胡风在学校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很有名气。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时，巴金和附中的同学们都到南京大街游行声援上海，胡风在这次游行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后来，巴金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个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方国亮，就是胡风。这一年暑假，巴金毕业回到上海，胡风则没有毕业就去了北平读大学。
1935年9月，巴金从日本回来后，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有一天，巴金去找黄源商量《译文丛书》的事情。在黄源家门口，遇到了胡风。老同学一见如故，他们就到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畅聊了一番。从此他们就渐渐地熟悉起来。
1936年10月22日为鲁迅先生遗体在万国公墓下葬时，巴金和胡风都是扶灵柩的人，在墓穴周围围了一圈人。下葬时，忽然有人来找胡风要钱，他掏出一搭子钞票，抽出几张给了那个人，然后将一搭子钞票又装回口袋里。当时，巴金看在眼里，真为胡风担心钞票丢失。果然，下葬后，人们纷纷离去，胡风却很着急地寻找什么。原来他的那搭子钞票给人扒去了。当时胡风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务，有些零星开支都由他负责。巴金对身边的吴朗西说：“胡风生活不富裕，他为公家办事丢了钱，我们应该支持他。”第二天，巴金和吴朗西就以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稿费的名义给胡风送去一笔现金。
抗战爆发后，巴金和胡风都到了重庆。他们虽是好朋友，但巴金关心的是创作，对胡风发表的一些关于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读。他们聚会时的交谈也很少涉及文艺理论问题。巴金对胡风办刊物，出版青年作家丛书来培养人才很敬佩，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有一次巴金问胡风：“为什么有人总对你有看法？”胡风很爽快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觉得他的话涉及的问题较为敏感，就没有继续交谈下去。他们的不同性格最终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果。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胡风调到北京。此后，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风。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斗争中，巴金先后发表了三篇批判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成为巴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运动开始后，人人都要表态。巴金不想写批判文章，也觉得写不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的记者来找巴金约稿，他就写了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发表在1955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又写了篇短文《关于胡风的两件事》，以便过关。后来他又写了篇批判胡风的弟子路翎的文章，结果弄巧成拙，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
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巴金读后很喜欢。可是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但不写又很有压力，于是就挑选了路翎的这篇小说做靶子，予以批判。可是当《人民文学》将这篇批判稿子发表出来之后，面目全非，出现了很多他没有写进去的政治术语，上纲上线，十分吓人。巴金读了十分不满，可是第二天，一个朋友告诉他，胡风的问题已经升级。如按原文发表巴金会成为批判对象，刊物也会受到牵连。编辑的上纲上线倒是给巴金帮了个大忙。后来巴金还一直为批判路翎的事，内疚于怀。对自己“向着井口投掷石块”的举动，表示“决不能宽恕自己”。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再一次见到了胡风。他见到坐在轮椅上的胡风，面容憔悴，双眼无神，表情木然。巴金十分歉疚地握着胡风的手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顿时巴金眼里涌出了惭愧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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