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岁留学日本，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迁到北大后，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是由陈独秀牵头的六位编委之一。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从1917年起，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当年反对封建文化的冲锋陷阵的斗士。
刘半农于1917年到北大担任预科教员时，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学，他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很多篇论文和通信，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北大既是同事，也是向封建文化营垒进击的战友。他们携手合作，制造的“双簧信”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新文学运动刚刚起步，许多人习惯于恪守旧的传统，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的目的，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他们的“双簧信”。
他们的“双簧信”，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写文章为“王敬轩”鸣不平，有人写信责问《新青年》为什么发表“王敬轩”的文章，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也跳出了来为“王敬轩”张目，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希望军阀势力用武力来打击新文化运动。
对这场“双簧信”，鲁迅对刘半农的进步很有好感，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但是，胡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双簧”显得“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钱玄同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致力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经学诸领域都有建树，成为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还积极倡导文字改革，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最早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还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刘半农则到法国进修，取得博士后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教学之余，在白话诗创作，外文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语音实验，以及音乐、摄影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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