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举办了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两位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就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60多年来，张爱玲和梅娘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爱玲离开大陆，到了美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梅娘，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柳青娘、青娘等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因其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在她开始发表文章时，则以“没娘”的谐音取笔名梅娘。
梅娘自幼喜欢文学，在她17岁读高中时，就出版了散文集《小姐集》。高中毕业后到日本求学，1942年回国后在北平的《妇女杂志》担任编辑。此时，她如鱼得水，创作精力十分旺盛，在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篇小说、散文和译作，并出版了《鱼》、《蟹》等作品集。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前途无可限量”的女作家。
1948年，她丈夫柳龙光接受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重托，赴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全家为此去了台湾。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事项时，柳龙光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当时年仅28岁的梅娘拒绝了在台湾和到日本大阪任教的请求，于1949年建国前夕，费尽周折地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北京。建国后，北京市负责人刘仁安排梅娘担任中学教师，1953年调她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梅娘在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之后，还被打成右派、特务嫌疑和“汉奸文人”。她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在艰难的岁月中，她的二女儿和儿子相继病故。梅娘只有依靠给人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活。给人当保姆时，都要跨区到很远的街道去，因为附近的街道知道她的底细，在那政治强化的年代，是没有人家敢雇佣她的。不过，她终于在有生之年，迎来了祖国的春天。1978年组织上为她平了反，回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自1990年代起，她的作品重新出版，还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
尽管1940年代有“南张北梅”说法，可是梅娘与张爱玲并没有私交，仅有的三次能够见面的机会都失之交臂。1942年夏天，张爱玲来到北平，参加了中南海举办的赏花游园会。梅娘也被邀请出席。当时，张爱玲被“张迷”们簇拥着，红得发紫，梅娘没能上前与张爱玲搭话。1944年冬天，梅娘在上海时，正赶上兰心大戏院彩排张爱玲改编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她去兰心大戏院看彩排，顺便可以见见张爱玲。可是，梅娘到戏院时，彩排已经结束。她见到张爱玲被很多名艺人簇拥着走出来，也没有上前与张爱玲说话。1995年初夏，梅娘到美国探望女儿柳青时，《中国时报》想安排梅娘与张爱玲会面。张爱玲却回答：“陌生人一律不见。”这样，这两位曾经享誉文坛的女作家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
在人生道路和创作上，梅娘与张爱玲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她们之所以在当年受到读者的喜欢，只不过是满足了读者的不同口味而已。
张爱玲与梅娘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而且都出生在富豪之家。张爱玲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梅娘是伪满时期企业家孙志远的女儿，长春镇守使的外孙女。她们尽管出身显贵，但自幼都是过着残缺的家庭生活。张爱玲父母离婚后，她跟着继母生活，尝遍了世态炎凉；梅娘是他父亲到海参崴经商时与一女子所生，其生母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而自杀。她从小就受到憎恶和慢待。他们还都是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出版有《小姐集》。侘傺的的童年生活使她们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因此，在她们开始写作时，就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视点投向了中国女性的不健全的人生。只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有异。
张爱玲较长时间生活在天津、香港和上海等商业化气息很浓的大都市，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加之贵族后裔，亲族众多，从小就收到了祖传家风的熏染，因此她的作品很难摆脱贵族的气息。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接受的是北方农业文明的文化气息，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增强了她对故土家园的热爱、留恋和对普通人的亲近感。
梅娘曾说，她并不欣赏张爱玲，也不喜欢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流苏。在梅娘看来，“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梅娘所描绘的女人，大多是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她从小就受到父亲教诲她的如何立人处世，如何民富国强。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当年，她曾“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她在钦佩张爱玲的独特风格之余，还为她自己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而惋惜。及至后来，她“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
梅娘自己认为，她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但她也“说不上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她“那时向往革命，对张爱玲的情调心里是不认同的”。对于当年的“南玲北梅”的说法，梅娘曾说：“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也都经历了坎坷无数的人生遭遇。虽然她们没有机缘会面，可是她们的创作业绩使得读者将她们连接在一起，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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