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坛上是极为活跃的。在报章上畅所欲言地发表对作家或作品的见解、批评，或商榷意见，司空见惯，蔚然成风；而且批评和反批评也被视为正常。
22岁的青年诗人何其芳，在1934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画梦录》，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凡响的影响。1937年还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获奖的理由是这部散文集语言优美，倾诉了面对黑暗社会的忧郁、苦闷和颓废的情绪，有着梦幻和绮丽的色彩，表达了“超达深渊的情趣”。
这种评价却引起了诗人艾青的关注。他在1939年6月出版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针对何其芳的这部作品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他认为从何其芳的《画梦录》，虽然给人“美丽而又忧郁”的印象，可是它却是作者“倔强的灵魂，温柔的、悲哀的，或是狂暴的独语的记录，梦的记录，幻想的记录”。这与人世间的喧嚣、生命零度的呼号，以及为饥饿与战争而死亡的惊人数字，是极不相称的。
艾青还以《画梦录》中的《墓》进一步分析，文中写的那个农家姑娘玲玲，美如天仙，多愁善感，因相思而香消玉殒。有位爱恋着她的诗人，每到黄昏就到她的墓前徘徊。艾青认为，这样的姑娘绝对不是农家的少女，而俨然是个在上海圣玛丽女校读书的阔小姐。因为农家女孩正在经受苦难，蓬头垢面，饥寒交迫，痛苦哀号。这样的姑娘死去，诗人会到她的墓前踟蹰徘徊吗？艾青认为何其芳“把糖果式的爱情看为生活的最高意义”，作者“有旧家庭的闺秀的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样新鲜，感觉与趣味都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
对于艾青一针见血的批评，何其芳并不买账。他于第二年出版的《文艺阵地》上，发表文章予以反击。他指出，他的《画梦录》是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也承认“当时有一些虚无的悲观的东西”，但更主要是批评了艾青判断的“不公平”。他认为，艾青没有发现他的作品“一个基本的共同点：由于一种被压抑住的无处可以奔注的热情。”艾青将他的作品说成是“一片淤泥，一片没有希望走得通的污泥”，是极不公平的。还说艾青将他说成“贾宝玉”，太刻薄，太武断，太过火。指出艾青“读不出我对于人生对于人的不幸，抱有多么热情的态度”。
这场论辩虽然只是一往一还，却造成了两位诗人的感情隔阂，但对于新文艺的发展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艾青是一位始终以敏感的心感应时代的诗人，他对游离于时代的梦幻性的作品不感兴趣。尽管何其芳不满意艾青的批评，但他还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创作上有了改进与提高。后来出版的《刻意集》就出现了转机。艾青读后给它的评价是“带着愤怒的眼睛注视这充满了不幸的人间，而且向这制造不幸的人类社会伸出了拳头。”我们从这种评价中也读出了何其芳创作倾向的新转机。
今天看来，他们的论辩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因为人的感情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对爱的呼唤与对生活的呼号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没有必要非此即彼，艺术现象与复杂的人生是可以从人的感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去寻求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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