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其矛盾的渊源乃是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
“左联”自1930年3月成立后，由于成员复杂，一直存在着宗派活动和人事矛盾。鲁迅对此十分不满，逐渐减少了参加“左联”的活动。到1933年，负责“左联”领导工作的周扬、夏衍等人越来越不重视鲁迅的意见，并形成了矛盾尖锐。
1933年胡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回到上海后，他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部长，不久改任书记。由于胡风与鲁迅关系密切，使得周扬等“左联”权力人物心中不满。后因“左联”成员穆木天和韩侍桁揭发胡风拿国民党的法币和苏联的卢布，使胡风处境很尴尬，愤而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从而为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1935年周扬、夏衍等人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见，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意在结束左翼文艺多年来的努力和抗争。随即出现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逐渐形成了“国防文学”派。
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与鲁迅、胡风谈到“国防文学”口号时，他们认为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冯雪峰提出：“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就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胡风的文章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然而，由于观点的分歧、个人的纠葛和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作怪，周扬等人却反映强烈，立即组织力量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一伙对胡风这篇文章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和趁机扫除异己。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只得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对方还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后，雪峰告诉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两个口号”之争，因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干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告结束，但是已经形成的嫌恨与仇隙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此埋下了祸根。此后的几十年间，握有文艺界领导权柄的周扬与胡风形成的长期对立、较量、论争，以至建国后演变为一场重大的文化剿灭的悲剧，都是渊源于这次论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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