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之“悲情”比较谈
作者：袁 韵
在《滕王阁序》中，作者的悲情并不仅限于个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一己之悲，而是上升到“宇宙无穷、盈虚有数”的高度。这使得这篇名作在赢得无数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共鸣的同时，又以它对宇宙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思考而获得了更为深邃的哲理内涵。这一主题在作者篇末所赋《滕王阁诗》中表达得更为集中和明确：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置身于滕王阁上，作者进行着关于物与人、永恒与短暂的思考：滕王阁外的长江永远在奔流不息，南浦与西山的云雨依然是朝暮在眼，而当年建造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呢？当年为滕王献艺的那些歌姬舞女呢？今日滕王阁宴集是何等繁盛，然而它不是必然要与当年的兰亭宴集、金谷雅会一样成为永久的过去时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这难道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悲哀吗？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这悲情是因为“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愿望无法实现而产生的。“羡长江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谁又能与江山明月共久长？况且，“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杜甫《谒文公上方》），在死亡面前，英雄和凡人亦是平等的，于是，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感与空幻感便油然而生。人生的成败荣辱已让人难以释怀，这终极性的悲哀又将让人情何以堪？
三、悲情的消解
两篇文章虽以悲情为中心，但并没有沉溺于悲情而一悲到底。《滕王阁序》以“所赖君子见几，达人知命”一语忽作转折，变沉郁为高亢、变悲慨为乐观；《前赤壁赋》中经过互相辩驳，主客双方认识归于一致，作者终因思想获得解脱而转悲为喜。然而，两篇文章在悲情消解的方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种悲情是如何化解的呢？我们试分别论之。
《滕王阁序》在列举了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等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之后，复又唱出了乐观奋进的高亢之调：“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这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一种东山再起的自信。可见，作者虽遭遇坎坷，但并未因此而颓丧，并未因此而丧失追求理想人生的信心。正因如此，整篇作品便不只有悲慨，更有引人进取的激情；不仅让所有怀才不遇的封建文士产生共鸣，同时又给他们在逆境中重新奋起的信心和力量。那么，作者的这种信心、这种积极进取的激情又由何而来呢？
应该说，这种精神与儒家思想对王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勃出身于儒学世家，祖父王通是隋朝大儒，王勃曾自言：“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送赴太学序》）儒家思想的教化使王勃不仅从小就树立了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而且，儒家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给了他在逆境中自勉自励的力量。另外，这种积极进取的激情更是初唐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王勃所生活的高宗、武后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史的重要的转型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寒士阶层、压制士族势力的措施，彻底改变了那种“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的局面，使得非士族阶层的读书人看到了身登要路的希望。尤其是武后时期完成的对科举制的改革，压制明经并提高进士的地位，更加激发了大批有才华的文士的进取之心。这是一个“郡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的时代，因而，包括王勃在内的文才特出而又颇为自负的“四杰”，尽管都命途多舛，却无一不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与激情。体现于作品之中，那便是一种浓厚的郁勃之气和慷慨之情，一种自建安以来久违了的豪雄之气与刚健风骨，也正是这种豪雄之气、刚健风骨，真正开始奏响了那昂扬振奋的盛唐之音。
此外，作者文学上的才华与自信也是他身遭困顿而不气馁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勃出身于学术世家，曾祖王一、祖父王通、叔父王绩等前辈都是以著述而非以功业名世，这对王勃力求在文学领域里有所建树也起着激励作用。对于自己的文学才华，王勃从来都是充满了自负。他在《山亭思友人序》中说：“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奇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在《滕王阁序》中亦云：“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是啊，即便是“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但有了《兰亭集序》、《金谷集序》的绝世华彩，兰亭宴集、金谷雅会岂不是千古流芳？如若不是在前往交趾省父的途中遭遇风浪而不幸早逝，这样一位天才作家不知还会为后世留下多少像《滕王阁序》一样让人击节叹赏的美妙篇章！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的悲情又是如何获得解脱的呢？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的解脱首先缘于对老庄相对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借鉴。“客”之悲情既是来自于人的有限与水、月之永恒的对比，苏轼便仍用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为喻，阐明这变与不变的哲理：若从变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但若换个角度，从不变的眼光看事物呢？——“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既然如此，那么江水与明月，“而又何羡乎”？作者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庄子·大宗师》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作者的思想方式，显然是渊源于庄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由于各人所持角度、标准的不同以及这种角度、标准本身的变动不居，便产生了价值判断的无穷的相对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非要用凝滞胶着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呢？
在大自然中忘怀得失，寻求精神解脱，这是作者开的又一帖精神解脱的妙方：“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要人们淡化物欲、淡泊名利，恬淡自适。而那“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与功名利禄、宠辱得失无关的，它们还能涤荡人的心灵，抚慰人的创伤。“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李白《襄阳歌》），这是大自然对每个人无私的馈赠。正因如此，多少文人士大夫遭遇政治失意、人生挫折之时，往往寄情于山水，隐遁于江湖，在大自然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和心灵的抚慰。苏轼正是要提醒在人世纷扰中患得患失、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们：我们原本是富有的，我们拥有清风、明月，拥有可以感知这一切的眼睛、耳朵，拥有享受自然、享受生命的能力——这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它、享用它，而不应忽视它、虚掷它。正如作者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大自然、生命本身自有其可爱之处，可能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双发现的眼睛。
乌台诗狱、黄州贬谪，对苏轼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而黄州时期又是苏轼完成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想臻于成熟练达的时期。作为一个人生的智者，苏轼善于对各种哲学思想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儒家的坚毅与固穷，老庄的万物齐一、旷达超脱以及佛教的随缘自适，都成为他解脱悲情、战胜苦难的精神武器，从而达至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圆融与达观的人生境界。而《前赤壁赋》，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升华过程的诗意概括。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终于战胜悲观失意而走向了乐观旷达。在苏轼身上，那最令中国读书人倾倒和爱慕、最富魅力的性格特征不正是一个“乐”字吗？在《答陈师仲主簿》中，苏轼这样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苏轼正是以一种“无往而不乐”的态度对待多灾多难的人生的：四十四岁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黄州这样一个荒凉贫瘠之地，在苏轼笔下，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五十九岁时，苏轼被贬往岭南更为偏远的惠州，他的政敌以为他会因水土不服和精神悲伤而死，可苏轼却能“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在六十二岁的垂暮之年，又被贬至“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却照样能够随遇而安，对于这仅次于死刑的流放，他竟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对这样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林语堂《苏东坡传》），苦难能奈他何？命运能奈他何？林语堂先生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东坡传》），的确是切中肯綮之语。
在封建社会里，得志者少而失志者多，文人的怀才不遇、有识之士的屡遭贬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集序》），生命之盛衰存亡又是一代又一代人体验不尽的永恒的主题。可以说，这两篇名作所抒发的“悲情”，触动的恰是古代文人最敏感的两根神经，因而最易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强烈而持久的共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水调歌头》），纵然所有的人生都难免各种各样的忧患和缺憾，但人生依然使人留恋，人们总要在“悲情”中寻求解脱，于是王勃那“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奋进之语永远给身处逆境的人们以激励；苏轼的达观也永远对后人起着开释郁闷、畅达胸怀的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两篇名作所以不朽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袁韵，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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