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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歌
作者：高 华
关键词：苏轼词人格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他在诗、文、词、赋等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以及文学理论上都有重要建树，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与此同时，他横溢的才华、丰富的情感、多舛的命运、旷达的胸襟在作品中都能寻到踪迹。尤其是他的词，将其率真的个性更是表露无遗。读后不禁令人感叹，让人击节，又如品香茗。特别是他那名花独幽、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至今仍被传为美谈，影响了无数后继者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而学人对此的论述似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北宋中期以后，政局腐败，官场倾陷成风。一些士大夫为了争权逐利，丧尽廉耻，极尽钻营之能事，他们揣摩皇帝心意，曲意迎合。有些对当局的旨意，不问是非唯命是从。“杨三变”、“三旨相公”，就是时人对钻营者的绝妙讽刺。在这种世风日下的情况下，苏轼以他高尚的节操和独特的个性，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敬佩。他的这种人格美在其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词略窥一二。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做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定风波·咏红梅》）
在这首词中，词人以他的传神之笔，写出了红梅独特的“风流标格”，展示了作者高洁不阿的品格，与那些争权逐利的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难道不是他不肯俯仰随俗和坚持高风亮节的人格的自我写照吗？
苏轼曾自谓：“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答刂》），史书也载他“遇事敢言”“刚正嫉恶”（李焘《读资治通鉴长编》）。事实正是这样，对于官场日益衰败的风气，苏轼不仅不与其同流合污，而且还极力抵制这种做法。他主张遇事要有自己的主张，反对投机钻营，看风使舵，哪怕是对皇帝，他也主张“宽猛相资”“可否相济”，所以，他在历朝都不改初衷。仁宗因循守旧，他着重劝其“励精庶政、督察百姓、果断力行”；神宗颇有作为，励精图治，所以他着重劝其“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元祐初，多恢复仁宗朝故事，他又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至堕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事有不可胜言者”（《辩试馆职策问答刂 子》）。为此，苏轼吃尽了苦头。本来，他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初次应试，名震京师，颇为朝廷器重。后来王安石变法，正是用人之秋，只要他稍加附会，高官厚禄自会加身。但是，苏轼考虑的是变法将会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弊端。（当然，他对变法所持的态度正确与否，尚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故此存而不论。）于是，他极谏变法之不利，以致后来遭弹劾入狱。受尽了折磨，几近丧命。元祐年间，旧党执政，司马光上台后主张尽废新法，苏轼与司马光关系弥笃，又有新党对他的迫害，只要他屈意相随，高位唾手可得。但是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不是“三旨相公”，更不是“杨三变”，他所想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朝廷的安危，人民的利益，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也正是他的令人敬佩之处。经过几年的变法实践，他看到一些新法确实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于是，他又力表新法“不可尽废”，主张“参用所长”。这又遭到了元祐党人的仇视，被当作第二个“王安石”挤出了朝廷，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其实，苏轼为朝官，是真正坚持了“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的高风亮节的。他对那些小人争逐的“蜗角功名，蝇头微利”（《满庭芳·蜗角功名》）是不屑一顾的。“贤哉令伊，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扌晋 绅”（《减字木兰花·贤哉令伊》）。“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南乡子·和杨元素》）。“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虽是称誉古人，可他那蔑视高官厚禄的高贵品质跃然纸上，不肯俯仰随俗的飘逸气度如现眼前。即使是在被贬期间，他也决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正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真实记录和独特个性的表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人借月夜中的孤鸿自况，寄托自己宁愿引身幽居，不肯随人俯仰的孤高自赏的感情。词人把他那无法排遣的痛苦，深沉高远的壮志，难以被人理解的怀抱，斩不断的幽怨，都体现在孤鸿这一形象中，在这里，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睥睨邪恶，抗争现实，坚持贞操，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士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曲折地暴露了北宋王朝因新旧党争而屈害贤良的黑暗政治，间接反映了宋朝封建专制主义大大强化这一历史现实。使我们对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复杂的斗争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对在这一环境中坚持操守、孤芳独幽的苏轼更加钦佩。
由于现实的黑暗，他往往借咏物表现自己的节操和个性。上面说过的《卜算子》是如此，再就是《西江月·梅花》通过对梅花傲霜斗雪，不肯与梨花同梦的独特个性的赞扬，表现了自己高洁的品质和独特的个性。“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虽是赞美榴花，可他那独特的气质溢于言表。使人明显地感到，词人是在借物咏怀，充分表现了他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
苏轼不仅有傲岸不屈的一面，还有其开朗乐观、豁达大度的一面。他屡遭挫折而不妥协，正得力于此。比如，当他不得重用时，就用“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来安慰自己。受到打击后，虽然也有过“浮生若梦”的愁思，但不是一蹶不振，而是用“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去排解自己的愁思。甚至陶醉在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之中：“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一千项，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或“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既有撼人心魄的雄山奇水，又有栩栩如画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坦荡的胸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人通过他的词也得到一种健朗的美的艺术享受。所以，即使是在困苦忧患的处境中，他仍然能关心国家时事：“西事（指宋当时西北边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有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能使他受到启发，得到鼓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有时则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任何一首优秀的诗词，都是作者情感最凝练的表达形式，我们只有把它的意蕴开掘出来，才能感受到这首诗词的真正意义。表面看来这首词写作者在大自然的风雨中，不为外物所动，从容自若走自己的路。实际则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境界。正是这种境界，使诗人独特的个性得到如此完美的体现，这正是苏词独到的成功之处。所以前人说他“立朝大节极为可观”。
综观苏轼的一生，可谓是大喜大悲，漂浮不定、变幻无常。他所遭受的打击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然而，他都能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究其原因，其一是他从思想上杂糅了儒、道、释三家学说中积极的因素。如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其二是他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而这种超越是需要一种美的人格作基础的，因此，一切的外事外物，在他看来，都是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一种精神资源。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他都能宠辱不惊。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赤壁赋》中得到佐证。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生活与美学》）苏轼在他的词中记录了封建专制时代文人士大夫在极为有限的自由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以及他在逆境中坚守节操，卓立不群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态和人格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和个体，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情绪，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读苏轼的词，能感受到他表现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中最深层的东西，我们的心理仿佛被抚慰了一遍，精神和价值建构也得到了刷新。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不堪重负、心灵日益枯竭的现代人来说，何尝不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呢？
生命如歌，美哉苏轼！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高华，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
参考文献：
[１]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１９８０版。
[２]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３]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
[４]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
[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１９７９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