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边城》与《倾城之恋》：两版爱情，一样悲凉

作者：张映晖

　　
　　一样苍凉——宿命表达与孤独体验
　　
　　沈从文和张爱玲虽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及创作风格上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家，他们有着同样敏感的个性，同样深刻的人生思考与洞察，也必然在人生的深层开掘上出现自然的遇合和心灵的默契。
　　忧生忧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屈原始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已成为中国士人阶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在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问中，一次次地触及到悲剧性的命题。悲剧永恒常在，因为人类最终无法与不可知的命运抗衡，无法真正超脱生死的局限，由于生存的挤压与人性的自私和褊狭的弱点，个体的人永远也不可能为他人所彻底了解，人际的隔膜亦成为不可避免。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命运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而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和现在堕落处。＂沈从文清醒地告诉我们他试图通过《边城》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来为探讨整个民族的命运诉求，结局必然悲凉，因为他已经看到他所建构的民族的道德理想正在无可挽回地崩溃坍塌，富有象征意味的白塔倒塌了，而白塔护佑下的美善人物的命运也陷入彻底的悲凉：两个美善人物死去了，活着的美善的人们面临更深不可测的宿命。这种悲凉感在小说的中间和结尾都有表达。大老死后，“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弥补起来＂。预示了命运的难以捉摸和人生的残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束于对宿命的再次体认充满了浓重的悲凉意味。
　　不同于沈从文的对民族及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她对那“不经意间贯通古往今来的对人生和世相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她并不去追究悲剧的根源，而是笼统地认为，人生是一场不幸，毫无来由地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倾城之恋》里多处表现了这样的悲凉。纨衤夸的柳原在感慨人生无常时其情怀也令人感念：“‘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柳原彼时的软弱和凄凉是注定了的，因为他已感到人类面对命运的无能为力。故事结尾处，流苏的怅惘也仍是一种宿命感的表达。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生存体验的思考也是人类的思想者经常涉及到的命题。人类灵魂本质上是相互孤立的。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言及：“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人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遍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认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这第三种悲剧，是普遍地存在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命题，繁华洋场中的男女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现实距离很近，然而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如此遥远。他们都感觉孤独，却没有能力让对方了解自己，他们洞察对方的表演同时也表演给对方看，明知其害，却又“交施之”而“交受之”使沟通成为奢望。柳原对婚姻的排斥逃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婚姻关系的不信任，包括对自己的不信任，这个表面极放浪洒脱的男人其实有着软弱的一面，因为他是思考着的，懂得人际隔膜的永恒性。
　　即使是淳厚质朴如湘西人也难以跨越这亘古不变的悲剧性。爷爷、翠翠、二老、大老都是善良的人，然而误会却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爷爷疼翠翠却并不懂得她的心事，二老爱翠翠但不明白她的情意，待仁爱、仗义的爷爷热切地成全这对年轻人时，却被二老误解为虚情假意。爷爷之死是小说中最具悲剧意蕴的篇章，这一生善良、正直、勤劳、热诚的老人因为大老的死和乡邻的误解而痛苦沉默，又伤及女儿的往事，忧及翠翠的婚事，在心力交瘁中凄凉地孤独地死去，翠翠撕心裂肺的哭声唤起了多少人的悲悯情怀和对人类永恒存在的孤独感的认同。沈从文精心构筑他的人性理想的同时，并不掩盖这种普遍存在于普通人类中的孤独体验。
　　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上，张爱玲和沈从文都是独特的。他们的独特在于对文学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体悟，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将穿越时空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同追随，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精神的丰富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映晖，女，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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