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一个经典文本的当下阐释
作者：马淑贞
关键词：阐释空间女性命运阐释学
改编自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和北京天禾兄弟电视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的电影《母亲》，于二○○三年被搬上银幕。出于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联”著名作家柔石诞生一百周年的拍摄动机，这部电影没有像《金粉世家》那样走商业化道路，以曲折的情节和宏阔华美的场景来获取它的时代“认同”，也没有落入香港电影“无厘头”的叙事模式——如红色经典《沙家浜》的改编，通过对人物性格或者经典性情节进行现代化的扭曲、翻转、嫁接，从而获得一种荒诞与具有时代性反讽意味的效果，电影《母亲》走的是一条艺术电影的路子——在遵照原著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和故事，对这部三十年代无产阶级经典作品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阐释。
一、解读的理论与历史文化背景
经典重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单是一个批评领域的专业性问题，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组成的内驱力推动的结果。首先从批评领域的自身发展来看，正如Ｒ·Ｃ·霍拉勃所勾勒：作家中心—作品或文本中心—读者中心。迦达默尔及其弟子姚斯相继创立了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体系以人的历史性为基点，强调理解与解释的历史性及当代性，他认为正如任何理解都是作为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的人的理解，读者的存在也是一种作为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一切阅读活动都必须在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下才能实现。“从阐释学的立场——即每一个读者的立场出发，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是理解事件中的一个阶段”①。而阐释学的发展理论——姚斯的接受美学则更是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看做是阅读的生命。
其次从其综合内驱力来看，经典重读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性自身及其对立面男性逐步对女性命运的聚焦使得女性文化在当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在女性解放发展基础上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成熟。无论是着眼于研究的研究型读者还是一般以欣赏为目的阅读者都属于一个群体——于文本相对的群体——读者，作为与文本发生互动关系、并进行积极对话的读者不是孤立于现实的个体，而是表示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之中的社会人，对文本的解读必然从时代大背景与文本的结合点出发来发掘其思想和意蕴，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产生的阅读差异甚至是惊人的。
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读者内心形成一种潜在的“心理图示”（英伽登）同时也赋予文本一个内在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的形成是源于在本文中存在着的大量的“不定点”（英伽登）或者“游移点”（伊瑟尔），换句话说即文本中存在大量的理解的空白点，这些不确定的意蕴的理解点正是文本能跨越时代的而保存阅读魅力的部分。
回到这篇文章创作的历史背景：《为奴隶的母亲》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一九三○年一月，这个时间是很有意味的，次年二月作者在上海龙华被杀害，而前一年作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社团的“左联”于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等“五四”作家在关于无产阶级论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结果，左联以鲁迅为战斗的旗帜。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鲁迅“为人生”依然是其文学创作的目的和动机，只是把这种“为人生”的目的和文学观从宣扬“个性解放”“五四”时代的个体的“小我”挪移到“民族解放”的“大我”的层面上来。作为在鲁迅思想影响下成长的作家，此时的柔石也正处于“五四”与“大革命”后的创作心理转型时期；作为“五四”洗礼过的“文学青年”，柔石集文人气息、书生意气和青年血气于一身，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学说依然处于蒙昧或者说一种概念化的认识中，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三十年代后期的茅盾或者“太阳社”的成员一样，从阶级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剖析病态社会的根由。感性的体验是他们写作的源泉和深入社会的途径，由此他们对文本和语言的控制力度就减弱，而生活自身本来就是复杂而多层次的、暧昧不明的客体，这样一来就使得文本产生了大量的“不定点”，这些“不定”的因素给文本留下大量可待阐释的空间。而读者正以他们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阅读视野和内心图式为工具，深入到这些空间来发掘作品的再生意味。
二、阅读的时代差异
作为最能捕捉时代的审美变化讯息反映时代大众心声和审美追求的电影，它对某一个过往时代的作品的重新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文化、审美的变迁，是人们对电影《母亲》也是对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下阐释。电影《母亲》以声、像为手段对这个三十年代的文本进行阐释，它复述了一个被原作者以“文本”的方式讲述于三十年代的故事——以民国初年的浙东农村为背景的一个悲剧故事。主人公“阿秀”的（在原著中没有名字——以妇人和第三人称“她”指代）丈夫染上赌博酗酒等恶习，儿子春宝又久病不愈，无奈之下，丈夫以一百块大洋将妻子出典给渴望能生一个儿子的老秀才。三年中，妻给老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虽然老秀才对妻也不错，但秀才大娘子不容典妻的存在，三年期满后，妻不得不离开秋宝回家。但当她回到依然难改恶习的丈夫身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儿子春宝已经奄奄一息。这个复述不是改编，而是从现代人的眼光来发掘文本的内在精神。
电影《母亲》作为三十年代“普罗”文学的经典《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代解读，在保持原著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阐释空间的拓展。七十年来原著的解读模式是——认为《为奴隶的母亲》反映了在封建制度的旧伦理下产生的陋习——“典妻”的罪恶，以及以老秀才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摧残。诚然，原著的确存在这样的阐释点，那时候革命风起云涌，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思潮在读者心理中必然形成这样的期待视野——渴望在作品中看到对阶级压迫的揭露，渴望宣泄自己对旧时代的憎恶和喊出旧时代底层劳苦大众的苦难，这样一个“典妻”故事很容易被人们作为向封建制度和剥削阶级挑战的契机。
在作者逝世一百周年后的今天，社会思潮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对历史事件、对曾经言说过的故事，人们回头来打量的时候投以的是质疑的眼光。那么对《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代阐释——以声像媒体的方式进行的经典重读发生变异是必然的了。
电影《母亲》反映的是女人的命运，即是旧伦理下女性的价值和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囿于自身独特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注定其有着独特生命旅程和生存境况，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女性生存困境不仅是个特定的社会历史问题，而是具有跨时代的永恒性，而且某些因素甚至具有宿命的意味。比如前几年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则正是撇开太多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而单从女性命运的角度来阐释大唐历史上三个颇有争议的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的生存价值，有史以来被遭后人诟骂的三个“乱唐”的女人各自有为人不知的生命的痛楚，从女性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她们暴虐的根由。一个是追求独立的女性价值的女人，一个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是在十年流放中由妙龄青春的女子变为憔悴沧桑的中年怨妇，她们的命运互相缠绕形成了该剧的独特魅力。同样，一个由台湾女作家崎君写作由李少红导演的“典妻”故事也是从女性命运角度出发，从性与生殖的维度来阐释女性价值与生存境况。电影《母亲》尽管并非走的是李氏的女性主义道路，但是它也着眼于人的价值，以人性化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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