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激切昂扬 骨气凛然
作者：黄美华
余少慕古之戆者，欲起长孺、子布与之交而不可得，则思博交海内之士以观其所存。谓余为戆者有矣，而慕乎戆者未始或见，岂节义之士独少于今之时乎！抑遇合之术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惩近代之弊，立谏诤风厉在位，俾得言事，诚得戆者出以应其求，则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余，而以戆名其窝，岂慕长孺辈者乎？于其名可从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获见于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乡，与用邦国奚异焉？使长孺、子布为布衣，亦将闻于时、传于后，其肯泯然与庸众人等乎！君居其名、师其道，言论事为必有卓乎越于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愿造君之窝而相与论之。
——方孝孺《戆窝记》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人。方孝孺博学多才，工文章，“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明史·本纪》），有《逊志斋集》流传于世。“靖难之变”后因其坚决不肯为成祖草诏而被杀，并株连“十族”，死后其文字亦被禁。方孝孺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最为世人敬佩，深受后人的称道和敬仰。方孝孺的文章作为其思想的延续，处处显露出其铮铮铁骨、高洁品格。通读《逊志斋集》便可知方孝孺之文全是一片至大至刚的正气。方孝孺提倡重视固有文化传统，培养气节，他说“今之为士者，不患其无才，而患其无气”（《逊志斋集》卷十八）。集中《戆窝记》一文即可为代表。《戆窝记》主要体现的就是方孝孺终生所蹈行的“气节”，我们若欲了解方孝孺的气节观，于此文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下，因为独立不屈的人格意志，成了后辈儒家学者谈“气节”的最初样板，其中也揭示了“气节”所包含的独立人格的内容。方孝孺平生尤重气节，曾有言：“贫贱而不可求者，志节之贞也。”（《逊志斋集》卷一）关于他的气节，可见诸众多的历史评价。明末的陈子龙在其《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序》中说：“先生首倡大义于天下，一时贵戚大臣以至樵夫渔子不屈其志，或轘屠市朝之间，或枯槁岩石之下者，不可胜数。”清高宗御批道：“及至身临鼎镬，而抗词直斥，侃侃不挠，未尝少降其志，凛然大节，洵为无忝纲常。”（《历代通鉴辑览·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中说：“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方孝孺大义凛然的气节，正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孔子作《春秋》，孟子论浩然正气，屈原赋离骚，文天祥《正气歌》和方孝孺的舍生取义，都为这句话作了最有力的见证。方孝孺成仁取义的大无畏精神，也正和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孟子·滕文公下》）暨曾子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大勇精神相映照。方孝孺在文章一开头便提出：“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真可谓振聋发聩、先声夺势，也定下了全文激昂的基调。然后说天下不曾缺少有才智之士，而因为此类人“驰骛太过，钓奇窃名以悦其君”，从而招致了“无穷之祸”，而这便是“气节之士不与”的结果。因为气节之士“偃蹇可畏”，“而才智者聪慧可喜”。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方是最佳。接着作者对流俗所谓的“戆人”作了定义，即“负气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当世，视人君之尊不为之动，遇事辄面争其短无所忌”，如“汉汲长孺、吴张子布辈”，且对之予以肯定。究竟节气之士于国有多么重要呢？方孝孺说：“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为此他还形象而生动地设喻：“譬彼甘脆之味，虽累时月不食，未足为病；而姜桂之和，不可斯须无之。”
随后，方孝孺表明心迹，“少慕古之戆者”，表达了欲与“长孺”、“子布”结交而不可得的遗憾。作者感叹“节义之士独少于今之时”之余，只好把原因归结为“遇合之术”的不同，归结为天意。作者不忘自己的政治身份，提出如果天子“惩近代之弊，立谏诤风厉在位，俾得言事”，而“戆者出以应其求”，则天下大治可望。天下之大，总还是有知音。作者引出其同乡潘君，七十多岁了，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戆窝”。作者感叹“于其名可从而知其志”，惋惜潘君“老而不获见于用”。然后作者笔锋一转，意气充沛地说，有志者即使不被国家任用，居家、在乡也会有所作为。为说明此作者还提出一个假设，“使长孺、子布为布衣”，也会“闻于时、传于后”，决不会“泯然与庸众人等”。最后，方孝孺表达了自己对那位“居其名、师其道，言论事为必有卓乎越于世”之人的仰慕，并且愿意造访“戆窝”而与之相互倾谈。
在这篇不足六百字的短文里，方孝孺表露出了其鲜明的儒家气节观，而其文章的总体特点也显露无遗。
一、醇深雄迈，富于气势
前人评方孝孺的文章，多以“醇深雄迈”论之。《明史·方孝孺传》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其志在于驾秩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方孝孺始终把“文以明道”“明道立政”作为自己诗文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所以其文章大都宣扬儒家礼义和教化，因此被视为“醇正”。在此篇《戆窝记》中，方孝孺大倡的气节便是儒家的固有传统，与方孝孺一生所倡之“道”正相合。孝孺开篇第一句便气势夺人，将气节列为“士之可贵者”，有气节之人“皆负气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当世，视人君之尊不为之动，遇事辄面争其短无所忌”，甚而“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全是一片刚正之气。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在他的《续藏书》中曾评价说：“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者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熙之耳。”于此可见孝孺倡导气节之功。这亦是孝孺对明初士大夫恹恹无气、苟安自保、麻木不仁的痛斥。
二、理明辞达，生动明快
方孝孺尝自言“平生野性疏直，为文亦多激切，少温婉之韵”（《逊志斋集》卷九）。除个人性格关系外，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篇）、孟子的“不直，则道不见”（《滕文公上》）和其师宋濂“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文宪集》卷二十五）对他亦多有影响。方孝孺主张为文应“惟其理明辞达而止耳”（《逊志斋集》卷十），所以他的文章大都语言质朴、文意畅达、生动明快。本文开篇提出文章的主旨，然后由“材智之士”与“气节之士”的对比说明后者之可贵，再表明自己追慕戆者的心愿。全文一气呵成，讲理明晓而干净利落。此外，方孝孺的散文特色还表现在以物喻理，意蕴深远。在方孝孺的部分文章里，好以物喻理。他往往从现实生活的实际事例出发，借物喻理，以小喻大，生动警策。如本文中方孝孺以“甘脆之味”、“姜桂之和”来分别喻“材智之士”和“气节之臣”，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别有韵味而又富于理趣。由此可见，《戆窝记》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而言，都可以算是方孝孺，乃至明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简介：黄美华（１９７９－），湖南省双峰县人，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３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