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怀人亦自审
作者：范水平
关键词：巴金晚年散文自审
在已逾百岁的“人民作家”巴金先生晚年的散文创作中，有一类追怀逝者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这类作品尽管数量不多，约占巴金晚年全部散文的二十分之一，但分量很重，同他的《随想录》《再想录》中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为了还债”——“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随想录·无题集·后记》）。只不过它们是通过对作者的亲人、朋友、师长亦即作者“所敬爱的人”的缅怀、悼念来反思自己、批判自己，以“证明”这种“怀念”“纪念”本身也就是“讲真话”“做好人”的一种具体行动。这就从另一方面更加充分地展现了巴金先生的伟大人格。
一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开篇不久写的《怀念萧珊》一文中就已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审意识：与作者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不但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可是她身患绝症却“得不到治疗”，最后还是“靠走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不久即告别人世，其原因“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所以作者极为痛苦地自责道：“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Ｋ’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如果说作者在这里对自己还有些苛责的话，因为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巴金本人也受尽凌辱、惨遭迫害，那么到写“随想录”之二九的《纪念雪峰》（１９７９年８月８日），作者的自我批判就多以“事实”为据了：在“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上，“我”见到“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虽然“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情形，巴金先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着重号为笔者加）话虽不多，却把作者自己当时的盲目附和以“保全自己”的真实心态作了坦陈，这种心理也就是作者后来所说的自己由“奴在身者”逐渐变为“奴在心者”的源头。
作为一百五十篇《随想录》最末一篇的长文《怀念胡风》（１９８６年８月８日），可以说是巴金先生自我挖掘最为深入、其思想意义也尤为深广的怀人之作。作者不仅回忆了与胡风多次“共事”特别是胡风与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表达了“我相当尊重他”、“钦佩他”但“并不想向他学习”主要从事评论写作的态度，更以近一半的篇幅详述解放后多次见到胡风却无缘长谈的情形，其中专门用了一节文字严格地审视自己在反“胡风集团”中的种种“对亡友的损害”：例如在所写的参与批判胡风的文章中尽管“我拿不出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即“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胡风说他“这次犯了严重错误”，让“我”给他“多提意见”，“我却批评他说‘做贼心虚’”等等。时隔八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巴金先生的自审已不再囿于事实本身，而是由此进一步地“想”到造成这种事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他说：“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也正是这些“斗争”和“运动”的不断进行，造成了“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这样把自审与审时密切结合起来，既加深了自审的力度，也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众人）每个人应负的责任，进而思考如何在全社会敲起警钟，避免悲剧的重演。
二
在巴金晚年的“怀人”散文中，除了如上直接批判自己、否定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一些是通过对比来反思自己、学习他人的追怀之作。例如写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方面回忆了作者多次聆听茅盾谈话的亲切场面，一方面则满怀深情地颂扬被作者称为“沈先生”，“始终把他当作一位老师”的茅盾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就在这种回忆与景仰的同时，作者的笔锋最终所指却是：“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我总是感到惭愧”——“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从字里行间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七十七岁老人的满腔激情，也同时看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谦逊与崇高的精神品格。
这种精神品格更集中地体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在作者心目中，“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同时又觉得被尊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虽然“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 ，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
这些话既是作者发自肺腑的深情颂赞，也可以从中看到巴金先生学习鲁迅的榜样正是通过五部《随想录》及《再思录》的写作得以完全实现：如果用这些话来评价《随想录》和《再思录》，不也是很确切的吗？——“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来的种种不幸”，作者再次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
三
《怀念振铎》当是巴金先生写作时间最长却终未完稿的散文作品了，它于一九八九年春天动笔，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修改、续写，但由于他身患多种疾病住进医院至今，致使本文最终无法完成，成为巴金先生的“封笔”之作。这篇作品包含了前述两种怀人散文的共同特点：一方面铭感郑振铎先生当年对“我”的扶持，“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以致“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使“我不敢不认真思考”，又“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总之是“他指引路，树立榜样”，“我尊敬他为‘先生’”。另一方面又通过“比较”而受到鼓舞，增加了“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的决心。他说：“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而比较的结果是：“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因此“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但对于这种“忍受奇耻大辱”的“忍”，巴金先生又有他自己的看法，即“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为此，巴金先生对郑振铎先生满怀感激地说：“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很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不过这篇散文的核心还在于通过“比较”所发现的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因而“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这种思想在《随想录》和《再思录》的多篇文章中都有具体阐释，既充分说明了巴金先生为什么将“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家同人的一致”作为“作品的最高境界”，其“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随想录·探索集》附录：《我和文学》），也道出了全部“随想”与“再想”作品的最终目标，即说真话，用“说真话”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最后的真诚与忠诚：“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己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再思录·我要用运动来补写》）。
作者简介：范水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文中引文据《随想录（１—５集）》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和《再思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