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戏剧语言的倾斜
作者：冉东平
关键词：达里奥·福语言的不确定性反讽性即兴性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１９７０）是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的代表作品，他以真实的刑事案件为创作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抨击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其戏剧语言则力图摆脱现实主义的束缚，显示出语言的不确定性、复义性，语言意群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削平语言意义的深度模式，以及语言的反讽性与即兴性。这部戏剧的语言风格打破了观众欣赏戏剧的习惯，突破了西方传统戏剧的语言法则，使其戏剧风貌独具、个性鲜明。
一
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继承了意大利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他从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口语以及即兴戏剧语言中为自己的戏剧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达里奥·福不像二十世纪意大利戏剧家皮兰德娄那样善于通过富于哲理性的戏剧情节和人物进行人生思考，而是常常打破传统戏剧语言的规范和模式，通过运用大量的即兴、随意、幽默、双关、反讽、自嘲、隐喻、诙谐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现实的关注。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戏剧语言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戏剧那样戏剧语言是人物思想深思熟虑的迸发，这部戏剧语言的即兴性和随意性往往给人一种飘浮不定的感觉，戏剧语言也正是在这即兴随意、幽默诙谐、反讽自嘲中迅速流动，表现出一种躁动不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语言性质，让观众感到了语言的分量和张力。
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首先源于人物的不确定性。按照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戏剧语言应具有高度个性化，即人有所思必有所言，语言是人物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它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物化形式。但是，由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主人公疯子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他的语言无法真实地反映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经十六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得了一种怪毛病，时时改变自己的身份，医学上叫做演员狂症。我喜欢不断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① 在达里奥·福的笔下疯子才华出众，如变形金刚一样能够适应和应对任何环境以及各类人物，在戏剧中他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从受审的犯罪嫌疑人到罗马高等法院的首席顾问，最后冒名顶替警察局科技处的马卡托尼奥·皮齐尼上尉。疯子没有固定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准备或正在发生变化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不代表他的个性，不反映他的职业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割裂了他与过去的联系，也无法准确地判断他未来人生的走向。
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不确定性还在于语言的复义性。达里奥·福语言的复义性更多的是一组组句子意群的复义，而每一组意群的变异都是人物的语言与地位的反差，戏剧语言的外延与内涵不一致使观众产生歧义造成的，从而给观众留下语言和思维的空间，让观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认识和丰富它。在剧作家达里奥·福的戏剧中弱小者身处险境，面对强大制度时不是采用黑色幽默、玩世不恭的方法来对待环境，而是以优胜者的心态，迂回调侃的策略，绵里藏针的语言来应对一切，摒弃直白的、单刀直入的方法，使其戏剧语言具有极大的载重量和复义性。在这部戏剧的开始，审讯的警长让胡搅蛮缠的疯子搞得无可奈何，在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警长极力想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疯子却对警长说：“不，别撵我走，警长先生。跟我在一起。……在警察局里我觉得好极了……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外面，大街上，充满了危险……那些人都坏透了，他们开着小汽车，喇叭按得震天响，吱嘎一声又突然刹车……他们闹罢工！那些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的门会突然关上（发出车门突然关上的声音）……我就被夹住了……您就让我跟您待在一起……我帮助你让别的犯罪嫌疑人……颠覆分子招供……我还有一招，给人紧急服用硝酸甘油……”②剧中疯子的话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他极力想同警察串通一气、同流合污，但稍微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的观众都能从整个戏剧情节的发展中看出这只不过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语言。迂回式的语言增加了观众理解的难度，延长了观众对戏剧语言思考的时间，使观众在努力抓住戏剧本意的过程中出现语言复义性现象，为观众回味和扩展语言的内涵空间提供了可能。
在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复义性往往是同戏剧语言意群的所指和能指发生脱节、扭曲分不开的。语言意群的所指不再同语言能指有任何关系，两者之间出现了断裂、替换，戏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不再约定俗成地结合在一起。剧中疯子所说的话不再表述一个真实的事件，代表一段真实的思想，而是观众要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在疯子成功冒充罗马高等法院首席顾问对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案件展开调查时，惊慌失措的警察们拿出自己的誓言“警察为公民服务”③来遮掩事实真相，疯子用嘲弄的语言说道：“警察为公民服务，让公民开心！”④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警察让犯人开心的故事：“我当时就下榻在紧挨着警察局的一家小旅馆里，审讯就在警察局进行，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被一阵号叫和呻吟所惊醒。起初，我以为那些人受了虐待挨了揍，但后来我恍然大悟，这其实是笑声。是的，那些被审讯者多少有点儿发狂的笑声：‘喔唷，喔唷，妈妈呀！够了！哎哟，救命，我再也不干了！警长，够了，您让我笑死了！’”⑤戏剧的陈述与事实不相一致，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在陈述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过程中被剧作家人为地发生了脱节，戏剧语言变得无法陈述事实，无法真实地反映事实，它颠覆了观众的语言习惯，使戏剧语言变得陌生化。
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戏剧语言，不再仅仅负载着一般语言的意义，而是夹杂着许多其他的含意，使能指与所指发生了错位。在这种错位的缝隙和空间之中剧作家为观众把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夹进来提供了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复杂多义的语言意群或语言现象，并冲击着戏剧，冲击着观众。在传统戏剧中戏剧人物的语言具有高度个性化、准确性与稳定性，但在达里奥·福的这部戏剧中，由于人物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复义性，语言遮蔽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使人物的语言意义漂浮在故事情节的表面。
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复义性，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削平了传统戏剧企图通过人物对话反映事实与真理的可能性，这种语言的不确定性摧毁了传统戏剧作家极力追求一种终极真理的深度模式，及建立一种深度模式的可能性。
二
反讽是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基本旋律，戏剧中真实与谎言，献媚与去媚，高大与渺小，吹捧与嘲弄是在戏剧冲突双方不断碰撞、短兵相接的语言较量中完成的。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反讽的戏剧语言是在语意相互干扰、冲突、排斥、抵消的过程之中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来实现的。达里奥·福在这部戏剧中往往超越常规地将自己的人物置于一种反差性极大的境遇之中，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讲出不同寻常的语言，使不同的语意发生撞击、冲突，形成语言与环境的差异，语言与人物身份的矛盾，造成一种意想不到、荒诞可笑的反讽场面，以解构一本正经的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语言现象。在戏剧中疯子是个深谙法律条文，充分利用法律的公正性和对方语言的漏洞来为自己争辩的人。在警察审讯他的过程中，疯子的争辩使人感到意外和惊讶，以至于警察将他和法官联系在一起。警察问道：“您的履历里怎么没有提到您当过法官……或者律师？”⑥疯子回答道：“噢，不，律师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当的。我不喜欢防卫，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我喜欢审判……判决……镇压……迫害！”⑦“瞧，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拯救某个人的权力，他们就像说‘嗨，明天也许要下雨……’一样轻松地宣判别人终生监禁。判处你五十年徒刑……你，三十年……你，二十年够了，因为你招我喜欢！他们面授机宜，专横跋扈，他们断案判决，发号施令……而且，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谁也不会健忘，在我们这儿，在沙特阿拉伯，有一条法律，谁说了法官的坏话，就会犯下侮辱罪！”⑧“啊，是的，是的……法官是令我神往的职业，我多么希望一生中哪怕有一次机会扮一下法官的角色。”⑨在这段对话中疯子的话不是沿着一个方向向前发展，而是话锋一转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使语言的外延扩大，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而这往往使开始的语意和转换方向的语意在观念上形成矛盾的、荒诞的、可笑的语境。从疯子的对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官的权力、威严，可以看到他们的专横跋扈、草菅人命的面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疯子渴望做法官的心情。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疯子一人的话语里，这种相互冲突、排斥，又相互干扰、抵消最终形成一种语言的张力，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经过反思后，法官那种不可一世、色厉内荏的滑稽可笑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一种反讽的效果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