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僵化的悲剧 自由的渴望
作者：靳义增
十九世纪后期，受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俄国兴起变革之风。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澎湃的变革浪潮，沙俄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专制统治，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在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契诃夫传》，第１４７页）于是在俄罗斯，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进步刊物被查封禁止，革命者遭逮捕流放。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潮流，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同时，由于对人民进行监视和镇压，也造成了许多人胆小多疑、告密陷害的恶劣风气。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曾形象地把当时的俄罗斯比作监狱，人民“被关在铁窗里，受尽折磨，受尽虐待”。在《套中人》里，他再一次描写了人们“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的可怕现实。这就是“套中人”别里科夫生存的时代背景。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有着多种选择。正如高尔基在《海燕》中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和企鹅。“套中人”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和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俄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
别里科夫是专制制度下胆小怕事的庸人，挂在他嘴上的“口头禅”就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那么，他究竟怕什么乱子呢？在他好心好意地“忠告”柯瓦连科时，就明白无误地讲出了他的忧虑和恐惧：“一举一动必须非常慎重，非常慎重”，否则，“校长会听说的，然后就会传到督学官的耳朵里去……这会有什么好下场吗？”当别里科夫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时，他想到的就是“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比成为笑柄好：要知道这两件事马上全城都会知道，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官的耳朵里去……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了……”在他看来，丢了饭碗，砸了“差事”，就是大乱子，就是塌天大祸。因此，面对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了维护可怜的物质利益，别里科夫选择了诚惶诚恐的“海鸟与企鹅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从作品中破译的“套中人”别里科夫选择的密码之一。
“套中人”的选择自然决定了他的行为哲学和生活方式。他把沙皇禁锢人们思想，压制人们自由的文告看作是生活的规范，不仅心甘情愿地信守它，而且把它视作安身立命的原则，“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的文章，其中写明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清楚楚”。至于批准和允许的事，他觉得含有可疑的成分，含有什么模糊而没有说透的东西，他就摇头，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从来没有过的事物”，而且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也成为他逃避现实，抗拒现实的工具。在禁止中他感到安全，他愿意别人为他画地为牢，让他蹲在当中，以免错走一步，酿成大祸，他想给自己找一个精神外壳，缩回过去，缩回古代，免受现代生活的刺激。他不仅不要自由，而且像躲避瘟疫一样地害怕自由，沙皇统治使他养成了十足的奴性。
在生活方式上，为了避免外来灾祸和保全自己，他千方百计地用一个套子把自己及所有的物品套起来，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里外出，他也“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怀表、小折刀都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随时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绒衣，耳朵里塞棉花，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之，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世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套子”是别里科夫作为专制制度维护者的鲜明特征，是别里科夫内在心灵的外在标志。
别里科夫选择“套子”，实际上隐藏着从专制统治中捞取利益的卑鄙心理。在“套子”中，别里科夫虽没有获得太多的物质利益，但有着巨大的精神利益，他从别人的精神控制中获得精神愉悦，他从对别人的精神压抑中获得压抑别人的精神优越感，以此捞取向专制制度献媚的资本，以此满足不是校长却胜似校长的权力威望。因此，别里科夫的“外套”与玛芙拉单是缩进自己的壳里与世隔绝不同，他不只自己钻在“套子”里绝不出来，还不断地用自己的反动哲学腐蚀人们的灵魂，不准任何人钻出“套子”。“各种对于规章的破坏、规避、偏离的行为，虽然看来似乎同他毫不相干，都使得他垂头丧气。”“发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抬出上司吓人，终于把别人压垮了，使大家都怕他。就这样，这个永远穿着套靴和带着雨伞的人，把整个中学乃至整个城市都抓在他的手心里，足足有十五年之久！不仅教员们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不仅太太们每到星期六因怕被他知道不敢搞家庭演出，而且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不敢打牌。他把学校变成“官气十足的衙门，有一股子酸臭气，像在警察亭子一样”。而他在精神上成为衙门的长官，亭子内的警察。难怪别里科夫极力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因为他从这一制度中可以捞取精神的慰藉、精神的胜利。这不是什么“隔代遗传”，也不完全是“性格类型”，而是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的驱使，“套中人”把他选择的动机也深深地掩藏起来，使人难以觉察。
由于因循守旧而反对一切新生事物，由于思想僵化而企图阻止生活前进，由于安于精神奴役，“套中人”终于成为旧思想制度的卫道者。正如鲁迅所说，奴隶“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别里科夫就是这样的奴才。他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为了扼杀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的人都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可以说，别里科夫的存在是对渴望自由的人们的威胁。这种人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成为变革专制制度的巨大阻力，别里科夫这个典型人物深刻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自觉地被奴役使别里科夫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在扭曲和毁灭着自己的正常人性。“结婚的悲剧”是作品的主要情节，也是作品的主题所在。它既昭示了新旧冲突的图景，也昭示了自由对生命的价值和力量。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生活、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在校长太太等人的“撮合”“怂恿”下，四十多岁的别里科夫“头脑发昏，决定真的要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套子”里近于霉变的别里科夫来说是不可能与现实中的人真正接近的。结婚的念头不仅没使别里科夫振奋，反而使他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他怕尽义务，怕负责任，怕惹出麻烦来。自私怯懦和抱残守缺使他丧失了普通人的品格和追求。当他看见柯瓦连科姐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时，他立刻脸色发白，眼前漆黑了。快快活活、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不成体统的、“大逆不道”的事情。新旧生活的冲突开始了。别里科夫下决心把柯瓦连科姐弟装进套子去，一本正经地找瓦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弟弟柯瓦连科，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郑重其事地提出“忠告”，并要求他对上司讲话要尊敬，甚至以告密相威胁。柯瓦连科全然不理这一套，立即请他滚蛋，猛地一推，使他滚下楼去，别里科夫的“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厚重的“套子”已经使他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他只有躺在棺材里才实现了终生的梦想。
作品对死后的别里科夫有一段深刻的描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他在庆幸他终于被放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这真是沉痛的描写，有人只有逃到棺材里才觉得安全可靠！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沙皇专制制度的凶残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僵化者可悲的命运呢！别里科夫从思想僵化开始走向生活方式的古怪，最终在现实中被“风化”而死。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僵化者可悲的人生图景，也预示了自由对生命的意义。
“套中人”别里科夫的故事结束以后出现了美好的月夜，好像黑暗中露出了一线光明：“村子中安心休息，包缠着乌黑的夜色，避开了操劳、烦闷、愁苦，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似乎连天空的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坏人坏事，一切都很好。”作者有意把静美的月夜同烦扰的白昼作对比，把自由的繁星与套中的人群作对照，借景抒情，倾吐了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这同埋葬别里科夫那天抒发的快活感情相呼应：“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享受自由的一点点影子，哪怕有那么一线希望，就使得人的灵魂生出翅膀来。”盎然的诗意抒发了自由的颂歌，传达出作者热爱自由的一片赤子之情。
然而，通向自由之路是艰难崎岖的，面前横着众多的“套子”。尽管“别里科夫下葬了，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活着，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伊凡·伊凡内奇的两段话揭示了“套中人”的普遍性和冲破牢笼的急切，也表达了作者的忧虑和呼吁：
讲到我们住在空气污蚀、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好打官司的人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
自己看着别人作假，听着别人说假话，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还不住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一钱的小官。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这是深刻的自我剖析，也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这是走向自由的起点，也是民众开始觉醒的号角。是的，“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正是作家焦急的呼唤，也是小说撼动人心的力量所在。
作者简介：靳义增，男，河南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