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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杨文榜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情感礼教人性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就是这样一篇以情动人的作品。
《莺莺传》的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男主人公张生，温良朴实，风度翩翩，行事非礼不为。年二十三尚未遇到合于心意的少女。他东游蒲州，寓居普救寺。巧逢远亲崔门孀妇郑氏携儿女返长安，亦借住寺中。这时，突然发生了节镇驻军骚乱，张生求友保护，郑氏一家才幸免于难。乱定，郑氏宴张生，命其女莺莺出谢，张一见倾心，但莺莺贞慎自持，张没有机会表达爱慕之情。后得婢女红娘相助，为之传送《春词》，莺莺遂以彩笺题《明月三五夜》诗回赠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喜出望外，乘夜攀杏花树逾墙而往。莺莺出见，端服严容，责以非礼。张生不知所措，感到绝望。谁知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她又主动到张生处幽会。临别依依，但去后又不通音问，张生赋《会真诗》抒相思情怀，莺莺方与他重聚于西厢。张生牵于功名，入京应试。莺莺预感将有不幸，愁容惨淡。翌年，张生落第，滞留长安，寄书莺莺致意。莺莺复信，情词哀婉缠绵。友人知情，无不惊叹。诗人杨巨源为咏《莺娘诗》，元稹写了续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小说结尾，写张生在女人祸水思想的影响下，忍情地与莺莺分手，一年后，女婚男娶，各有所归。张以旧情欲见莺莺，为莺莺所婉谢。
元稹在中唐与白居易齐名，是“元和诗体”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所写的艳诗和悼亡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而偶一出手写成的传奇《莺莺传》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唐代传奇小说。元稹深谙艺术创作的奥秘，运用优美、细腻、含蓄的文笔描写了崔、张恋情，他所塑造的少女崔莺莺形象十分真实感人！
不妨让我们看看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作者写莺莺被其母郑氏催促出见张生就运笔不凡：“常服蒞 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①这样，少女的羞涩内敛个性已活脱而出。接下去，作者借红娘回答张生的问话，进一步写她的教养与爱好：“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②作品写她的日常生活也起到了丰富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如说:“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③她“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④。作品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多情哀婉的女性，通过叙写她与张生相爱的曲折过程，表现了她的矛盾心理活动以及她之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不易与大胆。崔莺莺是一个处在深闺受封建思想教育与外界较少接触的少女，她受到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可谓不深。孟圣人早就说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于是崔莺莺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在内心又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⑤，正颜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⑥。数日后，当张生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⑦。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终难彻底摆脱社会、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最终还是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于礼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⑧。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她只是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十分感人。
与崔莺莺可亲可爱的形象相比，男主人公张生的形象却令人匪夷所思！对照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标准，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行为显然令人不齿，而尤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为自己的举动作了如此高妙的辩护：“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蒘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⑨张生用“忍情”一说为自己的始乱终弃行为辩护。本来在漫漫的封建长夜里，男人视女人为玩物，始乱之、终弃之的例子举不胜举，那原不值得惊讶。但他竟然昧着良心作出这样一番宏词高论却不得不令人瞠目结舌！而更加令人讶异的是，时人及作者元稹竟也褒扬张生的举动，在崔张“自是绝不复知”⑩后，文中有云：“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11)在张生心中、作者笔下，美丽多情、温柔聪慧的少女莺莺真的是引人“败”“溃”的“妖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作者又为什么要将崔、张恋情写得那么缠绵悱恻、美丽动人，并极尽赞美讴歌之能事将莺莺绘就得那么一塌糊涂的美与善呢？！
元稹的《莺莺传》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文本！
这一奇怪的文本引来后人无数的评说。
有人据张生的始乱终弃及其自我辩护就得出如下结论：张生既非礼法之士，也非情痴情种，而是一个执著地奉行纵欲主义的风流公子，他的“忍情说”是极其虚伪矫饰的诡辩。
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
说张生不钟爱情、作者不讴歌情，从文中看并不是事实。《莺莺传》中多次出现“情”字，如红娘给张生出主意：“试为喻情诗以乱之。”(12)后来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紞(13)。崔莺莺寄张生信中云：“儿女之情，悲喜交集……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因物达情，永以为好”(14)。张生一方面“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15)，另一方面又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学先生，他是一个“非忘情者”(16)，当见到崔莺莺之后，立即“惑之，愿致其情”(17)，在西厢相会的前前后后，他简直就是一个依情而行者。因此说他完全不恋情并不是事实，他要是不惦念“情”，在他后来路过莺莺家时，则完全没有必要再要求见上莺莺一面。张生显然是一个有情之人，只是他的情浓实在及不上莺莺对他的浓情，莺莺已被情儿所伤！
但是作品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以普通人的心性来看，始乱终弃之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举动，张生却觉得自己的行为“自有理”，更有甚者，聆听张生“忍情”一说的听众“时人”及作者元稹也完全默认张生的观点。“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18)，元稹询问张生与莺莺断交的原因，张生于是就发表了那样一通冠冕堂皇的“忍情”演说，话音刚落，文中即云：“于时坐者皆为深叹。”(19)“叹”则“叹”矣，原来座中并没有一人反对张生的“志亦绝矣”(21)，如此反应，于情何说！连写诗作画抒情表意吃文艺饭的元稹在此时也冷淡了“情”字。“皆为深叹”，折射的只不过是一种矛盾而无奈的心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