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杜甫诗歌篇章命名艺术琐谈

作者：袁津琥

　　杜甫的诗歌千百年来众口流传，其艺术的高妙，诸家多有论说，原无须我辈后生小子更赘一词。笔者尤为推崇清代文艺理论批评家刘熙载在《艺概》中对杜诗的概括，他说：“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又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笔者为诸生讲授杜诗时，即常常加以征引。以为有的诗家，像学李商隐的“西昆体”之流，看似辞藻华丽、典对精工，容易讨初学者喜欢，其实如《水浒传》中，史家庄里初从打虎将李忠那学得棍法的史进一样，外行看起来或许觉得他舞起棍棒来煞是好看，其实在行家里手如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等眼里却一文不值。而杜甫之类大家的诗歌，则有时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深美闳富，迥非常人所可及。就如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有时并未出招，只比划两下，而知趣的对手就已气尽，识相地走开。宋代刘畜在《中山诗话》中说“杨大年（亿）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现在看来怎样呢？不过证明杨忆的诗歌修养和艺术水平还只停留在打虎将李忠的那个层次上罢了，如今盖棺论定，杨亿和杜甫相比高下相差又何止倍蓰？
　　抛开其他的不说，就拿杜甫诗歌的篇章命名来说吧，有的就颇具匠心，深堪玩味。
　　这些篇名又可分两类：
　　一类篇名是一般人一看就知道它的名篇与众不同，知道去寻味探究。比如，杜甫有首诗叫《倦夜》，“夜”如何会“疲倦”？于是有的说“竟夕不寐，故曰倦夜”；有的说“此诗无情无绪，是比兴，非专咏夜景也”（均据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四引），总之，“夜”是不会感到“疲倦”的，而这里杜甫之所以说“倦夜”，用王国维的话说，那是因为这里描写的是“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还有一类篇名因为用的都是平常文字，平常言语，因此读者初看起来似觉并不显眼，极易忽略。但我们仔细分析后，却发现其实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韦应物、柳宗元语），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比如那首被诗评家誉为“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见《杜诗详注》卷二十三引黄生说）的《江南逢李龟年》，光诗题就颇耐人寻味。
　　夫李龟年何许人也？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安禄山“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厅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隐，呼为十郎。骆谷奏事，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阿与，我死也。’李龟年尝效其说，玄宗以为笑乐”。则李实是类似宫中优伶一类的人物（后世或以为李为宫廷乐师，恐不确。因此类优伶或精通器乐，但职责所在主要还是为博皇族戏乐，故可以取笑权贵。但专职乐师未必会也不敢如此放肆也）。既然是宫中优伶则自然应陪侍在皇帝周围，想当年曹操想叫华佗专视己病，充当类似御医的角色，华佗“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见《三国志·魏书·华佗传》），竟因此而遭诛杀。诗中所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即当是杜甫对当年李龟年追随玄宗出入王公府邸情况的实录。而如今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出现在江南，岂非咄咄怪事？！众所周知，唐帝国的都城在长安啊！整个诗题朴实无华，并无华丽的辞藻，却又起到了给读者留下怵目惊心的印象的艺术效果。试想，假如不是“安史之乱”使国家板荡，百姓流离失所，李龟年又怎么会出现在江南？以前红极一时的优伶都如此沦落潦倒，普通百姓的遭际岂不更可想而知？杜甫在这里其实想通过对李龟年的个人遭际的描写，以小见大，反映出“安史之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巨大苦痛和灾难。黄生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 （见《杜诗详注》卷二十三）说固允当。似乎忘了杜甫还有一篇《丹青引》，也是同样用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来反映“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可以说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部“安史之乱”时，“宫廷人物命运的三部曲”。这群主人公都供奉宫廷，一为优伶、一为舞女、一为画师，既是普通人而又不同于普通人，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歌中，体裁或选用篇幅较长的歌行体，或选用篇幅较短小的七绝；修辞设色或华丽，或朴质，却都“浓纤得衷，修短合度”，三诗可以说在艺术上各有千秋。它们和“三吏”“三别”一起为我们共同展示出了一幅“安史之乱”时的不同阶层的流民百态图。而“江南逢李龟年”七字，更是鲜明而又集中地表现出《剑器行》和《丹青引》二诗数百言所表现出的意蕴，如同该诗的体裁一样，在艺术上起到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效果。读者把三诗合在一起仔细比较参研，相信会收获多多。当然这些已是题外话了。
　　同样，杜甫还有一篇七律题为《又呈吴郎》，亦颇耐人寻味。“郎”也者，青年男子之称谓。杜甫在诗题中既然称之以“吴郎”，则年辈较吴某为长可知。而“呈”却是敬语，一般用于晚辈对长辈或地位低者对地位高者，表示恭敬地交给的意思。题名《又呈吴郎》，岂不如“我恭敬地骂了他”或“我很骄傲地谦虚说”一样自相矛盾？
　　原来杜甫当年避“安史之乱”入蜀寓居成都西郊草堂时，其西邻有一老妇，因无儿无女生计无着，经常到杜甫园中打枣子充饥。杜甫悯其孤苦，从未加拦阻。后来杜甫移居他处，将草堂借给一吴姓亲属居住。没想到这个吴姓亲属住进来后，却在自己园子周围修起了一道篱笆墙，事实上就将老妇拒之于墙外了。杜甫知道后，为了“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杜诗详注》卷二十引卢世蒝语），让吴接受自己的劝说，不惜纡尊降贵以诗作书，为老妇请命，试比较杜甫写给吴的其他诗作或称《简吴郎司法》，或径称《晚晴吴郎见过北舍》，并连“简”字亦省去，则彼用“简”等而此独用一“呈”字，一片苦心，灼然可见矣。
　　唐代许多大诗人都有雅号，杜甫也不例外，但杜甫除了“诗圣”外，还被后人亲切地称之为“老杜”。从来没有人把王维称之为“老王”，因为他是“诗佛”，离百姓太远了；也没有人把李白叫做“老李”，因为他是“诗仙”，让百姓觉得太高不可攀了：只有杜甫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用自己的笔墨创作了大量关注国家命运，同情民间疾苦的诗篇，因此被百姓视为自己身边的一员，亲切地称之为“老杜”。清代文艺理论批评家沈德潜在《说诗蒞语》中曾说：“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即就前所举二诗诗题观之，余谓老杜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