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喧哗里落寞 孤寂中陶然
作者：徐彦利 李 哲
然而《隔膜》是不同的。正如一生都在用文学战斗的鲁迅，除了大量高声呐喊的论战檄文，除了纵横天地说古论今的杂文，除了寓意深刻的《故事新编》，他还有《野草》。《野草》里那些令人费解的修辞与意象，那些不合乎逻辑的语法句式，那些不可捉摸匪夷所思的思想碎片，都是读者不可解的。然而作者似乎并不在意读者的判断力与接受力，他只是任意地写下去。《隔膜》之于叶圣陶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阅读《隔膜》，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弭。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所以，这是一篇不太像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地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辙，那就是——隔膜。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暄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像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饮宴又如何呢？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不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讪笑、诽谤、滑稽、疏远像茫茫的雾气，吞噬了每一个个中之人，大家都在热烈地无聊着。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只有面对自然，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景物，面对惟有自我的狭小空间时，人才是自由的、适意的。“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调，这样的孤独我很愿意。”无疑，作者是对照比较了两种孤寂。一是身边没有可以交谈的同类，只有独处的自我，一是高朋满座或是人声鼎沸中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交流的同道。权衡两种孤寂，作者宁愿回到前者，而不愿在后者的困窘中费尽心神。这不由让人想到顾城的一首诗——《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隔膜》的简约化诗性注解，也可以算作一种更加感性的压缩节略。它们之间是可以互为解释互为印证的。同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遥远距离，同以人与物的距离作了参照。人与云的贴近讽刺了人与人的疏远，人竟然不能徜徉共处于同类之间，竟然不能心心相通互为感知，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处境啊！简直可以说是生为人类的一种悲哀。它远远超过了普通意义上的孤独，超越了古人诗中吟咏的寂寞。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词曰：“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形神毕肖地刻画了一个月下伫立的寂寥之人。深林窈窈风鼓衣袂，没有可以对酌的亲人，没有可以谈笑风生的朋友，新月无知，凭你去留，它只是一成不变万古长存地悬挂着，保持着想象的姿势与作息，毫不解旅人的孤苦郁闷，这是令人不由自主黯然销魂的场面。然而与《隔膜》的三个场面相比，它却显得有些诗意而畅快。毕竟，独处时无人打扰，无需言不由衷相互敷衍，古人的寂寞在今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优雅与陶醉，古人要摆脱的孤寂成为今人刻意追求的自由，真像轮回里一个难解的玩笑。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与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形形色色的食物艺术家却丝毫没有咀嚼的欲望，在食物的泛滥与包围中，他没有发现可以吃得下去的东西，肠胃绞痛地空转着，濒于毁灭。同样，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但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于是又让人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只要赤裸裸地袒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我们便要不停地做作、伪饰、表演，使生活成为戴着假面具的舞会。萨特的《墙壁》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生活。三个在地狱中相聚的年轻人，虽然不用为生计烦忧（地狱中供应丰富衣食充裕），但互相骚扰、憎恨，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妨碍者，在彼此的窥视、询问、猜测、监督、鄙视下筋疲力尽，死不如生，以至于绝望崩溃，虽死不安。《隔膜》与《墙壁》在哲学内涵上是相同的，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人类生存中的尴尬。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