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试论周朴园的病态人格
作者：隋爱国
关键词：周朴园人格病态
“了解《雷雨》全部意义的关键在于明确意识到周朴园的存在并对他的典型意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离开他，全剧就会变色；离开他，就将失去评判所有其他人物的主要客观依据。”①话虽如此，但到今天为止，关于周朴园的认识仍存在着一些没有廓清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对《雷雨》意义的深入理解。以前普遍认为，周朴园作为脱胎于封建阶级的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天生就带有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周朴园从小就是封建家庭的纨绔子弟，抛弃侍萍一事便充分暴露了他的虚伪本质，其忏悔之态也来不得半点的真实。而现在多数人则倾向于以同情的心态将周朴园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认为周朴园是一个新旧结合的人物，性格上虽存在着矛盾却是一个悲剧命运的承受者，受到命运的捉弄与封建文化的扭曲。客观地说，现今的认识确实超越了前人的视野与深度，不过又纠正于偏，将责任一股脑推到封建文化与周朴园的懦弱根性上从而低估了现代文化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把周朴园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个人主体、外在社会价值与自我生命价值追求等复杂关系中来全面深入地解读周朴园的命运与心理扭结。
“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②是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而在外在社会价值与自我生命价值追求矛盾中挣扎而作为新旧结合的人物形象出现的周朴园更不像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简单而是相当复杂，甚至我认为在《雷雨》中最有深度最复杂的人物就是周朴园而不是其他人。从时间上看，在周朴园的生命之旅中，其精神结构一直在“变”：在社会文化现实的影响下由健康人格到病态的二重人格，以至于最后二者统一的趋向。由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变与不变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人在特定中国历史环境里的精神历变，也表现了剧本对健康人性的关注与追求。不过，第一个阶段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第三个阶段只是露出了些许苗头，只有第二个阶段才是戏剧的主体与重心。可是即便是从剧本主要表现的第二个阶段上来看，周朴园的形象也同样复杂，他是以外在社会价值高于自我生命价值的认知前提下，极端渴望生命之爱而具有双重人格的病态形象而存在的。
一
要分析周朴园的病态人格，我们必须追本求源，深入分析周朴园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心态。我们认为，那时的周朴园也曾有过像周冲一样外在社会价值与内在生命价值统一的健康人格追求，但是后来在外在社会文化环境与主体追求的合力下，自我精神结构发生了变异而走向了病态。这中间的“间歇性”经由危机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剧本没有提供充分的事实，我们只能凭借剧中零星、散碎的资料来拼接与重构当时的情景。
从周朴园与周冲的对话，特别是周朴园与侍萍热恋的描写或暗示中，我们了解到年轻时的周朴园在西方现代文化熏陶下形成了较周冲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现代道德理想与自我生命追求曾经占据着周朴园的人格中心，外在社会价值与内在生命价值追求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当然，作为过渡期的知识分子，周朴园也不能排除自身的封建文化意识。但是，周朴园回国后所面临的国内社会与文化环境极为保守，有着极为强大的现实力量。在周朴园与现代道德意识结合的事业追求伊始，国内的大环境与家庭、周边小环境所共建的守旧文化势力就粉碎了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道德理想，连自我的爱情追求也遭遇了最为强烈的反对。剧中周朴园母亲因大海将死才准侍萍带走等细节就暗示了当时周家内外对于周朴园与侍萍关系的阻力之大。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周朴园顶着重重压力毅然与侍萍同居并接连生下二子，并在一起公开生活了长达几年的时间，这说明周朴园为了爱情也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但是在外来压倒性力量的强制下，周朴园的现代理想与信仰渐趋幻灭，作为自我生命追求的爱情便逐渐失去了强有力的信仰支撑，本已脆弱的灵魂在自身封建文化意识的支持下变节投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投降本身并不只是对封建家庭与外在社会舆论的被动屈服，也是周朴园的自我选择，是周朴园为了实现外在社会价值而主动抛弃了侍萍。繁漪曾怒斥周萍像周朴园一样，为了做一个大英雄，将心爱的人丢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周朴园抛弃侍萍别有隐情——实现外在社会价值的“英雄”冲动。作为学习西方科技经济的留学生，周朴园被激发的事业心应该是很强烈的，这在剧本里有很明显的暗示，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壮士断腕、轻儿女重事业的“英雄”传统。侍萍也曾经提到：“你（周朴园）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请注意“小姐”修饰语的排序是“钱”在前而“门第”在后，这种排序显然反映了周朴园的价值等级观念，说明他更为重视“钱”而次才及“门第”。关于这个细节以前总认为反映了周朴园的资产阶级本性，其实未必尽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钱”与周朴园的事业追求——经办企业有着莫大的关系吧。所以我们说，在外来压力下，周朴园为了追求事业、想做“英雄”而抛弃侍萍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周朴园抛弃侍萍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把他推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境遇里去了，由此引发了周朴园的人格病变。周朴园没有失去侍萍时因为爱情与事业、社会等的矛盾冲突而苦恼，抛弃侍萍后又发现侍萍在自己心中的地位是任谁也不能代替却又难以挽回而陷入两难境地。由此开始，周朴园的人格变迁进入第二期——外在与内在人格的分裂。在这个时期，周朴园的统一人格裂变为内在生命之爱的理想与外在社会价值追求的现实的绝对对立。一方面，生命理想匿于内心而梦化，因无实现的可能而更深地坚执于心灵的深处，这是他最为虚无与寂寞时惟一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外在社会价值追求则在外力的塑造下与理想绝缘，在外在社会舆论与封建文化的指引下彻底陷入所谓“社会与家庭权威”的世俗价值里，世故的“利害”算计成为他现实行为的出发点。在上述二者的矛盾互动中，周朴园妄想二者兼得，既偏执理想的纯粹性又坚持现实的功利性，却又无由实现呈现出既坚执又妥协，既梦想又现实的人格分裂的病态特征。
曹禺“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③的看法似乎过多强调了周朴园性格中的“妥协”因素，没有留心周朴园性格的“倔强”——妥协背后或从妥协里生出的“倔强”。在剧中，“倔强”不仅表现为周朴园对外在社会价值的现实维护，也表现为自我生命价值的理想坚守。在第二阶段，外在社会价值一跃而成为周朴园人格的现实主导因素，事业与家庭权威的获得成为他社会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事业上，周朴园专注于开矿修桥，聚资敛财，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由财富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周朴园虽然有惟利是图、冷酷嗜血的一面，却也表现出倔强老练、勤勉果断、刻苦自励等创业者的诸多优秀素质，就像曹禺曾饰演的《争强》中的资本家安敦一一样，是以企业界的“翘楚”身份立足于社会的。在家里，周朴园同样追求“有主脑，有服从”的完满秩序，对繁漪的专制蛮横、冷酷无情也正是部分来自于他对家庭权威的追求。他是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的丈夫。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了回应，剧情的发展也进一步确认了他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与此同时，他的内在生命价值追求也同样坚挺。周朴园一直念经打坐，几乎不近女色而自苦自虐，在忏悔与怀恋中痛苦地坚执着心中的生命梦想。他常常独自一个人久久地凝视侍萍的照片，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几次搬家，他都一直保留着侍萍的遗像、遗物，连侍萍喜欢的家具也不让别人移动一分，连侍萍夏天不开窗子的习惯也不许他人打破。但是，二者的并存并不是以和谐的形式而存在的，在现实生活里它们总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当两种价值被赋予了几乎相当的地位时，二者的对立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周朴园的精神世界正是如此。经过激烈的冲突与痛苦的思索，二者的对立与交锋最终并没有获得完满的和解而达致精神结构的统一，而是在彼此的坚执与妥协下达成并不断强化了二元对峙的病态人格特征：当冲突具体到社会现实层面时，外在社会价值主政，内在生命价值退位而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当具体到精神层面时，内在生命价值当权，外在社会价值淡出而成为不近情理的现实。当周朴园处于外在社会文化的现实关系中时，他完全以自我的社会价值尺度为根据。剧中周朴园对侍萍恋而又却的矛盾态度就正是这种社会优先的选择结果。如前所述，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坚持外在社会价值而在“英雄”冲动下抛弃了侍萍，放弃了自我生命理想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三十年后再遇侍萍，周朴园已达到社会价值实现的巅峰时期，试想他又怎么会为了侍萍将挣扎一生而获得的社会与家庭权威一下子打碎呢？可见周朴园又一次选择了拒绝侍萍是自然而然的。可是问题是，外在社会价值追求的过程与结果并没有给周朴园带来真正的快乐与满足。周朴园的外在社会追求愈圆满也愈折射出其内在精神生命的缺欠，而同样珍视精神生活的他自然也就愈益抱紧与“侍萍＂相关的所有美好回忆而不放。正因为这样，当迈进内在生命价值追求的精神领域的时候，周朴园就将所有的两性情感都投入到对侍萍的思恋与怀念中，在精神领域确立了内在生命价值的绝对权威。因而，外在社会价值追求中出现的那位贵族小姐与繁漪在周朴园的精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位置。那位贵族小姐没过几年就抑郁而终，繁漪也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实质性的夫爱。可见，虽然周朴园的现实婚姻听命于外在社会价值，但精神领域却完整保存和维护了与侍萍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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