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日常生活的游戏
作者：施晓武
孙犁正是在战争的残酷处开始反思战争，这些因战争而停滞的生活，因战争而破坏的美好，因而正成了他（我们）的追求，并以此来批判战争的野蛮、残酷和恐怖。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丑恶残酷的东西，只是不愿意去表现它，而希望用美、美的事物来化解它。他说“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②。这就是孙犁的美学追求。他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 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而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③《荷花淀》正是孙犁广泛观察深刻思考了现状之后对人类道德理想的净化，要表现一种“美的极致”。
孙犁认为自己的作品，就“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④。所以在《荷花淀》中我们不会看到战争的残酷，而到处弥漫着月色的温柔和阳光的明丽。孙犁把残酷的战争消解在美好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和平美好的日常生活在《荷花淀》一开篇就以柔美的月色奠定了基调。这是一个“银白世界”，水面笼起的雾带着荷花的清香。女人们就在皎洁的月光下编着洁白的席子。人们的生活过得如水般平静而又优美。战争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突然到来，中断了生活。然而，在孙犁唯美的荷花淀里，一切战争暴力都在美好和平的日常生活中消解了，转化成了一场游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间歇，作为插曲。总之，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关系，它成为伴奏、补充，实际上是一般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它装饰生活，扩充生活的范围”⑤。这方面，游戏与战争有一些相似，都使日常生活中断了；不同的是，战争以暴力破坏日常生活，毁灭人们的命运，而游戏只是日常生活的间隙，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装饰着生活。
于是，游戏就具有了审美的特质。约翰·赫伊津哈说：“尽管归结为美并不给予游戏更多的说明，游戏却依然不免点染明显的美的成分。欢快与优雅在一开初就与游戏的更原始形式相关。在游戏中人体的美在运动中达到极致，在更高的发展形式中则浸润着韵律与和谐，这是就人的审美知觉而言最可贵的礼物。”⑥这一些理论性的描述，我们将会在《荷花淀》中看到具体的体现。
《荷花淀》真正描写战争的只有两处：一是战士的部队生活，一是课文的核心，充满巧合的伏击战。
战争是残酷的，训练也是严肃而艰苦的，毕竟战场上要以性命相搏，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孙犁借那些妇女的口说出的训练，却是轻松欢快的，“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战士们的生活充满了歌声，“出来唱，进去唱”，连打靶时也在歌唱。于是，在妇女的心目中，打靶变成了一种游戏：蹲在院中瞄准墙上用白粉画的圆圈圈。艰苦的训练在欢乐的游戏中被消解了。
伏击战可以分成两出戏：追逐和伏击。妇女们被敌船追逐，巧遇游击队，有惊无险，更是被表现得十分优美。在万里无云的晌午，南风吹过苇尖，白洋淀湖水似跳荡的水银，而妇女们飞快的小船也优美得“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在游戏中人体的美”借灵活的小船表现出来，“浸润着韵律与和谐”（如划桨的水声），达到了极致。
妇女们把敌船引向铜墙铁壁一样的荷花淀，在游戏高潮到来的时候，全文基调从月色的温美走向阳光明丽的阳刚之美，也预示着将获得胜利。伏击战就在几排“清脆”的枪响之后展开，并轻易地赢得胜利，没有反击，不见血肉尸首，只有船沉下去了，连剩下的一团硝烟也很快消失在水中。一片安宁洁净的荷花淀。游戏不需要暴力，更不需要血腥，只要一些适宜的紧张和快乐。所以我们有惊无险，轻易获胜。
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敌人”。这里的“敌人”，从战争中残酷的对手，变成了“假装变得可怕地愤怒”⑦的游戏伙伴。他是游戏的必要成分，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游戏存在下去，并产生“紧张”和乐趣，至于是否是日本鬼子毫不重要。因此，我们会发现对敌人的描写是如此的简单，点到即止。敌人的面目和武器都没有露面的机会，只是一个影子。只有一只大船，一个称呼：“日本”，除了追逐，我们看不到敌人任何其他举动。这就使游戏中的对手角色变成了一个附属物，只要存在，或者只要能造成紧张的效果，任何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了一件道具，一个符号。
战斗显得如此简单，而孙犁却煞费笔墨地描写收获战利品和相聚的欢乐。约翰·赫伊津哈说：“紧张意味着不确定、机遇；意味着果断决定、奋力争取。游戏者要展示、表现某种东西；他要尽全力‘获胜’。”⑧就是要突出游戏的娱乐精神和欢乐主旨。战利品就像游戏中的彩头，让胜利者得到了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还特别指出“一盒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多少有一些游戏胜利者炫耀的意思。而战场相遇也没有了相关性命的慰问，只是无关痛痒的解释和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埋怨。“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之间是常常开这样的玩笑的”⑨。战争变成了与性命无关的日常生活事件。妇女们也只是“刺激和兴奋”，丝毫没有战争恐怖的阴影。于是，她们认为战争竟如游戏般简单，不是去鲜血淋漓地拼命，而是游戏：“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打沉了，我也会凫水捞东西”。游戏中的争胜心理出现了，“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根本没有性命攸关的顾虑和害怕，也根本不考虑战争的残酷。
也正是把战争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游戏，所以，战争来得异常平静，战前的生离死别被淡化成类似一次出远门。水生嫂对丈夫的离去也有不舍，但程度不深，不悲痛，似乎并不担心可能从此阴阳相隔成永别，远没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苦。而后来充满危险的探夫也就变成了一次走亲戚，轻松而且兴奋，“欢天喜地的”，没有一点战争恐怖的心理阴影。
当然，同样思考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识，孙犁以欢乐的姿态以乐观的精神反思抗日战争，而没有像西方作家那样沉痛地反思战争。其中的原因，陈思和先生的论述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在西方，二次大战加速动摇了战前的乐观精神，从布满希望的天空突然坠落到灾难的深渊；在中国，战争则帮助完成了战前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体现为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走向，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⑩这样的战争人们当然支持，孙犁说：“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11)所以，农民都自愿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这也是《荷花淀》的战争充满亮色，充满欢乐的原因之一。
然而，孙犁也清楚地知道，这样一部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和意义，他说?押“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11)。这不仅仅是因为作家自身的弱点，也是因为现实的残酷吧，毕竟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作者简介：施晓武，男，浙江省温州市温州中学教师。
①(11)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②③④(12)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⑤⑥⑦⑧[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１版。
⑨孙犁：《关于小说〈荷花淀〉的通信》。
⑩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１卷)。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