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日常生活的游戏

作者:施晓武




  在众多的战争小说中,《荷花淀》一经写出就以其与众不同的充满抒情色彩的诗意之美征服了读者。按作者孙犁的看法,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而正是在这样美丽的意境中,孙犁完成了对战争的反思。虽然它也正面描写了一次战斗,但似乎没有了战争应该具备的特性。战争是残酷的,枪林弹雨,尸横遍野。战争带给人的只有血光之灾,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人们的生活,“使生活中断了,就好像可以把生活推迟一个时期似的(多么荒唐呀!)”(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它毁坏了我们的生活,毁坏了我们平静和谐的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一切。
  孙犁正是在战争的残酷处开始反思战争,这些因战争而停滞的生活,因战争而破坏的美好,因而正成了他(我们)的追求,并以此来批判战争的野蛮、残酷和恐怖。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丑恶残酷的东西,只是不愿意去表现它,而希望用美、美的事物来化解它。他说“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这就是孙犁的美学追求。他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 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而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荷花淀》正是孙犁广泛观察深刻思考了现状之后对人类道德理想的净化,要表现一种“美的极致”。
  孙犁认为自己的作品,就“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所以在《荷花淀》中我们不会看到战争的残酷,而到处弥漫着月色的温柔和阳光的明丽。孙犁把残酷的战争消解在美好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和平美好的日常生活在《荷花淀》一开篇就以柔美的月色奠定了基调。这是一个“银白世界”,水面笼起的雾带着荷花的清香。女人们就在皎洁的月光下编着洁白的席子。人们的生活过得如水般平静而又优美。战争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突然到来,中断了生活。然而,在孙犁唯美的荷花淀里,一切战争暴力都在美好和平的日常生活中消解了,转化成了一场游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间歇,作为插曲。总之,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关系,它成为伴奏、补充,实际上是一般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它装饰生活,扩充生活的范围”。这方面,游戏与战争有一些相似,都使日常生活中断了;不同的是,战争以暴力破坏日常生活,毁灭人们的命运,而游戏只是日常生活的间隙,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装饰着生活。
  于是,游戏就具有了审美的特质。约翰·赫伊津哈说:“尽管归结为美并不给予游戏更多的说明,游戏却依然不免点染明显的美的成分。欢快与优雅在一开初就与游戏的更原始形式相关。在游戏中人体的美在运动中达到极致,在更高的发展形式中则浸润着韵律与和谐,这是就人的审美知觉而言最可贵的礼物。”这一些理论性的描述,我们将会在《荷花淀》中看到具体的体现。
  《荷花淀》真正描写战争的只有两处:一是战士的部队生活,一是课文的核心,充满巧合的伏击战。
  战争是残酷的,训练也是严肃而艰苦的,毕竟战场上要以性命相搏,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孙犁借那些妇女的口说出的训练,却是轻松欢快的,“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战士们的生活充满了歌声,“出来唱,进去唱”,连打靶时也在歌唱。于是,在妇女的心目中,打靶变成了一种游戏:蹲在院中瞄准墙上用白粉画的圆圈圈。艰苦的训练在欢乐的游戏中被消解了。
  伏击战可以分成两出戏:追逐和伏击。妇女们被敌船追逐,巧遇游击队,有惊无险,更是被表现得十分优美。在万里无云的晌午,南风吹过苇尖,白洋淀湖水似跳荡的水银,而妇女们飞快的小船也优美得“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在游戏中人体的美”借灵活的小船表现出来,“浸润着韵律与和谐”(如划桨的水声),达到了极致。
  妇女们把敌船引向铜墙铁壁一样的荷花淀,在游戏高潮到来的时候,全文基调从月色的温美走向阳光明丽的阳刚之美,也预示着将获得胜利。伏击战就在几排“清脆”的枪响之后展开,并轻易地赢得胜利,没有反击,不见血肉尸首,只有船沉下去了,连剩下的一团硝烟也很快消失在水中。一片安宁洁净的荷花淀。游戏不需要暴力,更不需要血腥,只要一些适宜的紧张和快乐。所以我们有惊无险,轻易获胜。
  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敌人”。这里的“敌人”,从战争中残酷的对手,变成了“假装变得可怕地愤怒”的游戏伙伴。他是游戏的必要成分,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游戏存在下去,并产生“紧张”和乐趣,至于是否是日本鬼子毫不重要。因此,我们会发现对敌人的描写是如此的简单,点到即止。敌人的面目和武器都没有露面的机会,只是一个影子。只有一只大船,一个称呼:“日本”,除了追逐,我们看不到敌人任何其他举动。这就使游戏中的对手角色变成了一个附属物,只要存在,或者只要能造成紧张的效果,任何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了一件道具,一个符号。
  战斗显得如此简单,而孙犁却煞费笔墨地描写收获战利品和相聚的欢乐。约翰·赫伊津哈说:“紧张意味着不确定、机遇;意味着果断决定、奋力争取。游戏者要展示、表现某种东西;他要尽全力‘获胜’。”就是要突出游戏的娱乐精神和欢乐主旨。战利品就像游戏中的彩头,让胜利者得到了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还特别指出“一盒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多少有一些游戏胜利者炫耀的意思。而战场相遇也没有了相关性命的慰问,只是无关痛痒的解释和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埋怨。“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之间是常常开这样的玩笑的”。战争变成了与性命无关的日常生活事件。妇女们也只是“刺激和兴奋”,丝毫没有战争恐怖的阴影。于是,她们认为战争竟如游戏般简单,不是去鲜血淋漓地拼命,而是游戏:“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打沉了,我也会凫水捞东西”。游戏中的争胜心理出现了,“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根本没有性命攸关的顾虑和害怕,也根本不考虑战争的残酷。
  也正是把战争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游戏,所以,战争来得异常平静,战前的生离死别被淡化成类似一次出远门。水生嫂对丈夫的离去也有不舍,但程度不深,不悲痛,似乎并不担心可能从此阴阳相隔成永别,远没有“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苦。而后来充满危险的探夫也就变成了一次走亲戚,轻松而且兴奋,“欢天喜地的”,没有一点战争恐怖的心理阴影。
  当然,同样思考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识,孙犁以欢乐的姿态以乐观的精神反思抗日战争,而没有像西方作家那样沉痛地反思战争。其中的原因,陈思和先生的论述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在西方,二次大战加速动摇了战前的乐观精神,从布满希望的天空突然坠落到灾难的深渊;在中国,战争则帮助完成了战前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体现为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走向,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这样的战争人们当然支持,孙犁说:“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11)所以,农民都自愿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这也是《荷花淀》的战争充满亮色,充满欢乐的原因之一。
  然而,孙犁也清楚地知道,这样一部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和意义,他说?押“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11)。这不仅仅是因为作家自身的弱点,也是因为现实的残酷吧,毕竟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作者简介:施晓武,男,浙江省温州市温州中学教师。
  
  ①(11)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②③④(12)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⑤⑥⑦⑧[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⑨孙犁:《关于小说〈荷花淀〉的通信》。
  ⑩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