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格高调逸 趣远情深
作者：杨卫军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当我们拨开一切浮光掠影，充溢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是创作主体内心的情感、意绪和欲望。探索诗歌艺术风格，必须首先深入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
对储光羲显现于诗作中的心路历程，我们以“变”与“不变” 概之。所谓“变”，随着人生变迁，储光羲经历了徜徉吴越的少年时期，释褐为官的宦游时期，亦官亦隐的寄情田园，丧乱之后的贬谪时期，投影于诗歌中的心态也出现了平衡→旧的平衡打破→新的平衡逐渐建立→平衡再一次打破的起起伏伏。所谓“不变”，贯穿于其间的对艺术的追求、思考始终未曾间断。诗歌作为得心应手的文学表现工具，已融入储光羲的生命之中，记录了心灵的点点滴滴。我们对他生命的各个阶段分别进行观照，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
一、徜徉吴越的少年情怀
唐中宗景龙元年（７０７），储光羲生于润州延陵（今江苏金坛）。开元十一年（７２３），年仅十七岁的储光羲远赴长安科举应试。这十七年，是储光羲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
我们说储光羲这一时期总体创作心态的“平衡”，可以从两种层面理解。第一，这是各种客观条件与主观相契合形成的平衡。第二，储光羲通过继承发展，努力地在诗歌中构建一种艺术上的平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层面的“平衡”。诗歌是情感的艺术。青春的情怀是诗，是画，少年也许缺乏成年人那种深入的洞察力，但单纯的心酝酿出的往往是无遮无拦、一泻千里的激情。储光羲的少年情怀不仅找到了与之匹配的诗歌宣泄方式，而且适逢各种有利的客观条件。从时代因素看，大唐帝国此时立国已近百年，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呈现出旺盛的上升势头。经济迅速发展，物质基础雄厚，国威播于四方，民族自信心高涨。由于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庶族知识分子的崛起等诸多因素相叠，整个社会重视与爱好诗歌的热潮不断高涨。从地域因素看，储光羲的家乡延陵地处江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风物如画，惹人遐思。且属齐梁旧地，文化底蕴深厚。就家学渊源而言，储光羲的舅父贺知章是以“文辞俊秀”（《新唐书•贺知章传》）显于当时的著名吴越山水诗人。再加上身边又有武平一等志同道合的诗友，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从另一层面上说，储光羲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少年，他力图将水软山温的吴越风情，文采风流的南朝旧地，前辈诗人的清丽传统，大唐帝国的蒸蒸日盛的合力影响，在诗歌中构建一种平衡，一种以艺术美为标准的平衡，兼收并取，融会贯通。试以储光羲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武平一员外游湖五首时武贬金坛令》为例观之：
其一
红荷碧筱夜相鲜，皂盖兰桡浮翠筵。
舟中对舞邯郸曲，月下双弹卢女弦。
其二
青林碧屿暗相期，缓楫挥觥欲赋诗。
借问高歌凡几转，河低月落五更时。
其三
朝来凤阁听弦歌，暝入花亭看绮罗。
池边命酒怜风月，浦口回船惜芰荷。
其四
朦胧竹影蔽岩扉，淡荡荷风飘舞衣。
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
其五
花潭竹屿傍幽蹊，画楫浮空入夜溪。
芰荷覆水船难进，歌舞留人月易低。
芰荷照水，竹影朦胧，月隐青林，歌舞留人。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未饮先醉。诗歌词藻婉丽，属对精工。我们从中既可看出对南朝游宴诗的明显继承，又颇含吴越诗人之清新韵致，并显出诗人的匠心和较强的艺术感受力。红、碧、皂、青等多种色彩，在作者手中融汇出了一个淡雅朦胧的画面；歌声、琴声、风声、水声，天籁与人籁在美妙的画卷中轻轻和鸣；“舟寻绿水宵将半，月隐青林人未归”，虚实相生，含情隽远：声、色、情形成了艺术的和谐统一。
江南民歌以其清新流丽的独特美感，也成为储光羲汲取艺术养分的源泉之一。试观《江南曲四首》：
其一
绿江深见底，高浪直翻空。
惯是湖边住，舟轻不畏风。
其二
逐流牵荇叶，缘岸摘芦苗。
为惜鸳鸯鸟，轻轻动画桡。
其三
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
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
其四
隔江看树色，沿月听歌声。
不是长干住，那从此路行。
首篇在动与静的对比中描摹江水之态。静时如翡翠碧玉，沉静深邃，纯洁透明，不沾尘滓；动时则长空翻浪，排山倒海，呼啸而上，直击云霄。在极静与极动之间，在江水的无限深广与轻舟之一叶的强烈对比之中，愈发显出弄潮儿的从容镇定，自信安详，一种少年人的无畏气概。第二、三首则是运用比兴手法吟唱的爱情歌曲。“荇”，水生植物名。《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虽为采荇，实则怀人。只因心有所思，所以对爱情的象征——鸳鸯更怀了一份温存的珍惜之意。“轻轻动画桡”，既不惊动鸳鸯，也不惊动自己心底那一份如诗如画的梦境，脉脉的温情在静静中弥漫开来。“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则很明显借鉴了南朝民歌中诸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的手法和意境，似有意，似无意，若即若离，荡漾不已。而通篇的基调则是对江南风物的深深热爱，“不是长干住，那从此路行”。
储光羲努力将齐梁余韵之精雕细镂、吴越传统之清新雅致、江南民歌之明快爽朗熔为一炉，辅以昂扬的时代精神，自出新意。少年的储光羲汲汲于艺术的追求，此后在他生命的各个阶段，有过矛盾，有过彷徨，但对艺术的探索始终一以贯之。
二、盛世将颓的悲剧心态
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年仅二十岁的储光羲进士高第，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这里有必要稍稍介绍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考试大致分常科与制科两个系统。制科虽由皇帝亲临主持，但往往不被认为是出身正途，不受重视。常科中以明经与进士为最重要的两科，大抵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应考者最多。“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①进士科每年只录取几十名，而明经科的录取名额则十倍于进士科，所以民谚云“桂树只生三十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储光羲以二十岁而登高第，实可谓少年得志。这一时期，他赋咏了《长安道》等作品，“鸣鞭过酒肆，袨服游倡门。百万一时尽，含情无片言”，真是意气风发，颇有五陵年少的豪情。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储光羲依制释褐授官，他的作品中逐渐显出了浓厚的悲剧心态，不仅是个人的悲哀，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此时正是杜甫《忆昔》诗中所谓“开元全盛”的时代，也是一个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如果我们稍稍回顾：唐初将诗歌由宫廷拓展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塞漠的“四杰”，“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②；因为企图张扬个性，所以被讥为“浮躁浅露”（《新唐书•刘裴娄传》），不能“致远”（《新唐书•刘裴娄传》）。在诗歌史上风标独异，提倡“汉魏风骨”的陈子昂只能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无人理解之浩叹。最终还被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结局悲惨。玄宗临制，开元盛世，大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而统治者也怀着一种有容乃大的心态，思想控制前所未有的宽松。在一个年轻而有为的皇帝的统治下，整个大唐王朝焕发出一种青春的光彩，昂扬、奋进、积极向上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知识分子欣逢盛世，意气风发，似觉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积极奋发，投军报国，热心从政，个体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个性的张扬已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赞赏的风尚。如祖咏赴试限咏六十字《终南望余雪》，赋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意尽掷笔，终不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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