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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创作的文化内涵
作者：杨 晶
关键词：革命作家 女性文学 现代性 文化内涵
现代革命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但是长期以来，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研究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冷落的态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打破了以往的阶级观念束缚，但仍然难以挣脱革命文学研究传统观念的潜在束缚，多从文学流派、社团和政治地域划分的角度来看待女性革命文学作家，结果导致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性研究处于割裂状态，妨碍了对现代革命女作家做出正确的评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女性文学研究将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以反对男权传统为己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大行其道，过去那种忽略性别存在来谈论一切问题的做法在文学批评中再也行不通了。但是这种资源的使用也造成了一定的偏向性，即在单一性别视野中考察问题，使目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趋向：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现代革命女作家中部分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身上，使得目前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研究始终滞留在某一作家的个案研究状态，以至一度出现在研究中厚此薄彼的现象，对现代革命女作家的整体性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导致的结果是，无法体现出现代革命女作家群体的历史复杂性，从而缩小了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的文化内涵，甚至肢解了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的丰厚文化价值。
事实上，在当代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现代革命女作家，会发现由于文化背景、写作动机、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现代革命女作家创作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又呈现出“类”的趋向性，可以大致分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和革命潮流中涌现的新兴革命女作家，她们的文本具有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两类不同趋向的创作共同支撑起现代女性革命文学多姿多彩的文学空间。
一、革命潮流中涌现的“新兴”革命女作家
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革命女作家面孔，其中包括葛琴、草明、白朗、关露、杨刚、郁茹、莫耶、杨之华、李伯钊、颜一烟、林蓝、彭慧、菡子、曾克、崔璇、袁静、韦君宜、李纳等等，她们是在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新兴革命女作家代表。与“五四”时期女作家相比，“她们的家庭出身和受教育的层次渐低，社会阅历渐丰，比较熟悉社会的甚至是下层的生活”①，她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活动。这些因素决定了新兴革命女作家以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姿态来构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历史品格。
对新兴革命女作家来说，走上革命道路，做一名革命者，满足了她们渴望平等、公正和改造黑暗社会的理想追求，而文学仅仅是有助于革命工作的手段或工具。因此，新兴革命女作家在创作上最突出的一点是政治倾向性，她们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效果，注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为了实现革命文学鼓动社会情绪和改造时代的目的，“反抗”成为新兴革命女作家最主要的革命叙事形式之一。葛琴的《罗警长》《犯》，草明的《没有了牙齿的》《绝地》《大涌围的农妇》《受辱者》，白朗的《老夫妻》《轮下》《生与死》，崔璇的《周大娘》等小说，叙述的是城市中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榨；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广袤国土的进犯，中国民众在无法生存的状况下奋起进行的反抗。新兴革命女作家的这种反抗叙事逻辑，即是对革命时期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鲜明表现，在她们的叙事和现实生活中，革命被尊为女性、被压迫阶级与民族解放的唯一方式，是实现社会合理、公正的唯一途径，也是进步青年人生和道德选择的价值尺度，隐喻着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历史中的新兴文化特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②同时，新兴革命女作家以新的文学主题和叙事逻辑，推动了现代女性文学的转型和发展，使“反抗”文学主题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
现代革命者的“成长”叙事是新兴革命女作家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叙事形式。关露的《新旧时代》、郁茹的《遥远的爱》、杨刚的《挑战》、白朗的《战地日记》和葛琴的《出奔》等小说以及颜一烟的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儿女》，都以女性在革命中的锻炼成长历程为主要叙述对象。叙述了女性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投身革命，克服婚姻、家庭、性别等带来的困境，在革命实践中经过痛苦的磨砺，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们都首先带着反抗、复仇、冲破旧式婚姻束缚等个人的欲望和目的接近、走向革命，最后在革命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成长为献身革命的战士，同时抛弃了原来的个人目的。新兴革命女作家通过主人公成长的叙事，以主人公个人的经历象征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变化，隐喻着一个新的现代国家主体的存在，它符合并满足女性个人的欲望和目的，但又因此要求牺牲女性个人利益，以奉献社会和国家。现代国家与女性个人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既促使主人公走向革命，成长为新人，但又使她们的成长失去女性个人的意义和价值。
新兴革命女作家与同时代革命男作家一起开创的这些革命文学叙事形式与叙事逻辑，不仅反映了革命时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传达了革命时代高涨的、热烈的革命情绪。这种革命情绪与革命意识鼓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女性，走向了革命，实现了这些作家“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作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③的梦想。
由于知识结构、文学素养等原因，也由于较早参加实际革命工作，新兴革命女作家自觉地按照从革命意识形态观念出发的创作原则从事写作。为了更好地起到政治宣传作用，更好地鼓舞奋斗中的革命者，更加明确地为彷徨者指明出路，她们笔下的革命者一般都比较坚决而又单纯。如在草明的《阿衍伯母》、崔璇的《周大娘》、白朗的《生与死》、杨刚的《肉刑》等小说和李伯钊的话剧《母亲》中，新兴革命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为了革命，这位母亲或者以自杀来使战场上的儿子免去后顾之忧；或者放火焚烧自己的房屋来掩护伤兵；或者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营救革命者；或者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惜忍受失子之痛……这类母亲形象的突出特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母性的结合，具有坚忍顽强、深明大义、勇于奉献的品格，超越了私爱和家庭之爱，她的意义与阶级、民族的尊严连在一起，是由一个平凡的生命而升华了的形象，由此具有了政治象征性，成为“英雄”的符号，这种革命政治型母亲也因此缺少了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内涵，失去了一定的生活真实感，走向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倾向。
二、 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老一代革命女作家
现代革命女作家中，丁玲、白薇、陈学昭、冯铿等作为老一代作家，大都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她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度过了自己的求学时代，是汲取“五四”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乳汁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她们相继登上了文坛。
一九三〇年前后，随着女性文学主潮的转向，丁玲、白薇等老一代女作家自觉地选择了“革命女作家”这一新的写作身份，主动适应民族斗争和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了她们写作的立足点，由此开始了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保持同步的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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