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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许三观卖血记》的身体哲学
作者：任亚荣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 身体关怀 身体哲学
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因其敞亮了人的生存的某些方面而散发出独特的审美韵味，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余华的小说名篇《许三观卖血记》正是这样的作品。同属苦难叙事，与他《活着》等其他小说不同的是，面对人生的苦难，身体哲学贯穿了叙事的始终。这部小说因而敞亮了一个由身体的隐忍与执著、承担与付出所建构起来的世界。
在这一世界里，处处弥漫着生活于乡土中国的人们广阔的无奈和哀伤。他们的命运有种消极意义上的“宿命”味道，呈现出一种缺乏牢固根基的“被抛”状态：他们流血流汗却未必能吃饱穿暖，他们努力挣扎却往往事与愿违，地里的庄稼仅能保障人们不被饿死，而娶媳妇造房子等必不可少的生活事务却没有着落。等待他们的苦难远远多于甜蜜，所有这些苦难都首先来自于直观上身体的好坏：在许三观的家乡，身体的虚弱一旦被众人察觉，就将遭到人们的唾弃甚至淘汰：桂花的未婚夫就是因为身体“败掉”而被桂花一家“取消资格”的。只有身体强壮才能赢得众人的敬重，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身体充当了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与前途的尺度。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当当地活下去，首先必须拥有一副生理意义上的好身体。当然，判断身体强壮与否落实在人们的观念里，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血”的强弱，是看你周身是否流淌着蓬勃热烈而又取之不尽的血液。人们习惯于用身体里最可宝贵的血液来兑换金钱，克服生活里数不清的障碍。“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这么多……”在没有从吃喝拉撒的生存困境突围出来之前，他们更关心具体的身体饱足与温暖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等超越性追求。人生的意义就这样集中在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可以说，身体本身乃是这部小说关怀和焦虑的中心。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身体哲学最为醒目的一点就是身体苦难以身体的亲自行动来解除。小说中，每一次苦难都是身体性的：许三观的大儿子一乐因为与方铁匠的儿子发生身体冲突而闯下大祸、后又因身体疾病几乎倾家荡产；许三观因为与林芬芳发生不被伦理允许的身体关系招致了暴风骤雨；许三观一家在自然灾害的饥荒之年承受了长期的身体性创伤——身体的极度饥饿……身处乡土中国，人们在身体层面上对生的煎熬不得不逆来顺受；另一方面，面对这些苦难，每一次担当抵抗也都是身体的亲临，这种亲临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身体的到场，毋庸置疑，卖血必须带着自己的身体前往，卖血这一重大行动对身体有着严格的要求，强健的人才有资本出卖血液，才有可能通过医院的体格检查，所以卖血必须完全交由强健的身体来履行。余华对卖血过程的叙述是颇费了一些苦心的：为了冲淡血液浓度进而增加血液的“量”，更为了夸耀各自的身体忍耐力，卖血前必须喝大量的水，喝水带来的严重憋胀感构成了整个卖血环节必不可少的身体疼痛之一，反衬了身体到场的不可替代；其次身体的亲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身体的到场以身体蒙受最为严重的损失——抽取自身精华之血液——为指向和完成。长期以来，“血”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被视为最珍贵的肉身精髓。血液不仅滋养着每一个个体的肉身生命，为其提供追求现世幸福的行动资本，使其得以体味人生于世的种种滋味，同时血液还承载着数千年以来某个族系的绵延，隐含着祖先流传不息的肉身密码，避免死去的先人无以为继，所谓“一脉相承”。它是活着的人的身体，更投射了死去的先人身体丝丝缕缕的影子，如此宝贵的生命琼浆本应细心呵护、好好珍藏，所以当许玉兰得知丈夫许三观已经卖过血后，第一反应极为激烈：“……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是卖自己，卖血是卖祖宗，许三观，你把祖宗给卖啦。”对卖血这种事关自身以及祖先的身体性侮辱，许玉兰的抗拒来自她敬畏祖先的本能，然而由于身体已陷入绝境，不卖血别无他途，所以这种抗拒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彻底，尤其是当卖血的对立面——灾难显得那么严重紧急、而血的付出所换得的相对丰厚和直接的利益可以及时治愈苦难的时候。应该说，卖血者本人并非不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之血，他们也在不断“探索”怎样才可以用较少的付出换取较多的回报，他们甚至富有智慧地结成同盟，即在一处医院将同一血型的血卖给同伴，同伴再换一处医院将血卖出去（来喜就曾将自己的血卖给了许三观），经过这个周转，血在后者身体里可以产生更多的“力气”，后者可以卖出双倍的血，得到双倍的钱。
这里，身体作为苦难的承担者和救赎苦难的载体，奇特地结合在一起。苦难降临首先是在身体的降临，而苦难的解除同样维系于身体。前者是身体的显在困境，它宣告了人的肉身生命与世界以及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它逼迫你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无法再拖延的绝境；后者则是身体的隐在困境，它不见得马上置人于死地，但它不容商量地加速人的死期的到来，这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逻辑，即“用身体养活身体”，换言之，用相对缩短的身体寿命营救即将要遭受灭顶之灾的身体。久而久之，卖血变成了某种思维方式固定下来，这种思维方式是直接的、直奔身体的思维，当人们无法与外在困难相抗衡，当面对外在世界的人完全被动和无力时，人就会转而向自己的身体内部求助，就会坦然地拿出身体内部物质化的能量积蓄——血液——来化解自身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身体问题用身体来解决，是最危险而又最方便的手段。
所有的卖血者都有亲身体会，卖血后会出现诸多身体不适：两腿发软，走路发飘，头晕眼花，正如小说里阿方说的：“你把力气卖掉了，所以你觉得没有力气了。”所以，作为必要的补偿，卖血后可以喝二两黄酒，吃一盘炒猪肝，在当时环境下，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这一反复出现的细节，是每一个卖血者最好的身体与精神补偿，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黄酒从他的嗓子眼里流了进去，暖融融地流了进去，他嘴里不由自主地也吐出了丝丝的声音”，“黄酒从喉咙下去时热乎乎的，就像是用热毛巾洗脸一样，黄酒先把肠子洗干净了，然后再拿起一双筷子，夹一片猪肝放进嘴里……这可是神仙过的日子”。身体对于美食的快感仿佛足以抵消生命汁液的流失引起的担忧与恐惧，以至于成为他们忍受憋尿之苦与走向医院的最大动力，“这卖血还真是一件好事，挣了钱不说，还能吃上一盘炒猪肝，喝上黄酒，平日里可不敢上饭店去吃这么好吃的炒猪肝”。这有些类似于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为遗忘身体的隐痛提供了不错的借口。然而，他们在连绵不绝的悲苦面前，竟也没有忘记抓住任何一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快乐感觉，人感觉快乐的能力因为悲苦的困扰而提升了，而尖锐了。对于许三观的一生，这二两黄酒，一盘炒猪肝更是有着难以穷尽的意义。他的卖血举动仅仅始于少年人的无知与好奇，经过十几次反反复复对身体痛感（卖血前）与身体快感（卖血后）的体验，卖血行为逐渐内化为许三观生命的内在组成，成为他找寻身体感觉的最佳依托，成为他对身体在世的最好证明和最深刻的领会，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活下去的原始动力。卖血最终成了许三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卖血”成了身体在世的最辉煌的事务，并且被当事人成功地置换到了本体论的地位，那么，发生一次纯粹的“卖血”行为（什么也不为，只为“卖”本身）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年过花甲的许三观，突然无比怀念起黄酒和炒猪肝的美味来，于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了自己——为了重温美味食物，他拖着不再年轻的脚步走向医院，走向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卖血，却遭到了血头（掌管卖血大权的医院工作人员）的无情奚落与拒绝：“你身上死血比活血多，没人会要你的血，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家具做好了，上油漆之前要刷一道猪血”，这使许三观多年以来建构起来的对自己身体的认同与自豪即刻土崩瓦解，四十年来，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他的身体已不再强壮。他在家里呼风唤雨的主导性地位彻底动摇，因为他再也没有身体强健的凭据，没有自己的身体时刻被家人需要的壮烈感觉。这对于许三观，对于每一个有过长期卖血经验的人，都是无法忍受的。小说结尾的这最后一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
其实，《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身体哲学并非是自觉的建构——生活于贫瘠的土地上，人们没有建构一种哲学意义的兴趣和能力——而是来自于再繁琐平庸不过的生活的逼迫，来自于人性中共同的特质：当命运那狰狞的面目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人的面前，人反而不再畏缩不前，反而变得无所畏惧，真正的绝境催生的往往只有勇气而没有恐惧——无路可逃的时候，大不了还有一死。卖血的人并不惧怕可能出现的死亡，但他们拒绝过多地在死亡问题上操心费神。在去上海为儿子治病的途中，许三观险些因为卖血频繁而丢掉性命，然而他说：“就是把命卖掉了，我也要去卖血。”许三观愿意用自己可能提早降临的死来置换儿子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他挂念的仍然是儿子的“身体”幸福：“我儿子才只有二十一岁，他还没有好好做人呢，他连个女人都没有娶，他还没有做过人，他要是死了，那就太吃亏了……”事实上，每一次卖血之后身体都在走向更为虚弱的境地：阿方膀胱被尿憋破，身体“败掉”了，根龙不久后死在卖血的当场……卖血者正是自觉地把自己的身体一步步推向深渊，陆陆续续加速度地奔赴自己的身体性完结——死亡。与其说他们对这死亡视而不见，不如说他们迫使自己取消了对死亡的审视——就是审视了，又能改变什么呢？困顿的生活使他们不愿意放弃走进医院继续卖血的脚步，作为个体，一个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卖血，而作为群体的卖血者也在源源不断地壮大着队伍：年轻时，许三观是由比他年长的根龙和阿方带领去卖血的，后来在年迈的许三观指引和教导下，又诞生了新一代“卖血人”——来喜、来顺等。
小说中，与身体观念、身体哲学的强烈突出相伴随的是一系列身体感觉的叙述。卖血前身体的意气风发，准备时的踌躇满志与巨大忍耐力，憋尿时的痛苦，卖血后的轻松，吃猪肝时的畅快美妙……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融合在身体哲学的展开过程中。总之，身体作为《许三观卖血记》关怀和焦虑的中心，浓缩为“血液”这一核心意象，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身体哲学：身体问题用身体来解决。小说引领读者进入了中国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向生活所做的最后妥协和最无奈的反抗，既诉说着庸常人生的感伤与绝望，同时又为它装点了缤纷的诗意。
作者简介：任亚荣，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