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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复仇
作者：何小勇
关键词：复仇 非典型 异化 先锋精神
仇承载着人类孤苦悲凉的心灵历程和历史实践，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透露出不同种族、民族、社会、人群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注意到“复仇”这类有价值的文学主题：“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尽管目前尚属罕见——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①中国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发展到了现当代时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原始思维的表现形式也正逐渐吸收着现代特质，本文主要对汪曾祺的《复仇》和余华的《鲜血梅花》从几个方面作简要分析，从而发现复仇主题发展到现当代时期出现的一些新质。
一、非典型复仇
“非典型”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主要是指某些作品在同类作品的共性之外具有另外一些能与之区别开来的因素，所谓非典型复仇即与传统复仇作品中述及的对象在某一层面上有着根本区别的复仇形态。我们将要谈到的非典型复仇是在司空见惯的一个典型复仇场景中发生的，而正是这种典型场景中出现的让人意料不到的结局，突破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固定模式，引人深思。以《鲜血梅花》为例（《复仇》的场景与此基本相同），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其妻含辛茹苦地把阮进武的唯一子嗣阮海阔养大成人，并在他满二十岁时自焚而死，于是这个被害人的天然复仇者便开始了他的复仇旅程——这就是一个经常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典型的复仇场景。在这两篇小说当中，作者都有意识地构建了武侠小说中惯用的“儿子长大后复仇”②的模式，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与同时代的其他复仇主题小说相比，这种“非典型”的特质因素主要体现在复仇主人公的主观行为和动机结果上。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篇小说发配到与其同时代的文学大环境中考察，这样才能彰显此二篇的独特性，才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新质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振聋发聩的效果。
汪曾祺的《复仇》可被称为是其早期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多篇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这些复仇文学中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那就是：复仇行为不仅没有像西方那样接近个人行为，反而愈行愈远，更多的具有社会性、群体性的泛化意义，在“民族”“革命”的口号和旗帜下零零散散的个人复仇应者云集，为大规模的复仇所整合。例如茅盾的《参孙的复仇》借用了《圣经》中大力士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表达了誓死复仇的信念；郭沫若写剧本《高渐离》，以复仇为第一要义，突破了传统的忠奸之辨，指鹿为马的赵高竟然成为了一个忍辱含愤的义士；巴金的《复仇》中多次宣扬“最大的幸福是复仇”；鲁迅的作品中也曾多次出现过“复仇”的主题。《铸剑》是对中国有名的《搜神记》中记载的干将莫邪剑故事的“新编”。眉间尺执著而自觉地寻找着仇人，并且割下自己的头作为复仇的诱饵，最终和仇人的头在大鼎的沸水中互啮厮杀。《女吊》中，鲁迅更是塑造了一位身穿大红衫子，“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复仇女鬼”形象。这些作品中复仇被描写成一种谋求公平和生存条件的必要行为，“渴血复仇”是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正如鲁迅所说：“复仇，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然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候也觉得宽恕是一种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的，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③
而汪曾祺总能给人一种宁静平和，哪怕是在血与火的仇恨面前他仍然做出了让整个文坛哑然的举止。他笔下的复仇者最终放弃了复仇，转而与仇人共同开凿一条通向绝壁的路。尽管主人公在流浪追寻的旅途上多次找寻仇人未果时依然似是而非地欺骗自己：“但仇我是一定要报的。”按常理接下来的应该是血的飞溅和手刃仇人的快意，然而最终他“忽然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于是转念之间，“铿”的一声，剑落回鞘，复仇戛然而止。他不停地进行着思想的突围：母亲死了？母亲真的死了？母亲的死和复仇有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并不因时间的消弭而逐散。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复仇，于是在同一时代乃至整个复仇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怪诞儿，复仇的结局多了一个和解的可能。我们不应忽略小说的题词：“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语出自《庄子•达生》，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相对于鲁迅对复仇的诠释，这好像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哲学，然而它又巧妙之极，追根溯源，是对仇恨的本体性摧毁。
写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鲜血梅花》可以看作是对武侠小说的一次戏仿。前面已经提到过作者在这里有意地经营了一个标准的武侠复仇场景，但通读全篇，读者却不难看出这一“武侠”和传统意义的武侠有着根本不同，主要原因可以在复仇者阮海阔身上找到答案。阮海阔虽是名门之后，却不识武林，不谙武术，在成长到二十岁时身体仍虚弱得惨不忍睹，但为了完成母亲“报仇”的遗愿，他最终踏上了复仇之路。在他找寻唯一能提供父亲死因线索的两位大侠的路途上，他似乎根本没有思考过手刃仇人的问题，而总是在对复仇的漫不经心中与使命一次次擦肩而过。遇到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后，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更专注于完成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拜托的事情。在遇到白雨潇时，他只记得自己在寻找青云道长了，于是便错过了第一次机会。找到青云道长之后，他不急于打听父亲的死因，而是问了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于是复仇的任务又一次离他远去。
在叙述阮海阔的复仇之旅时作者构造了许多象征性的场景，文中常出现类似这样的文字：“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按照自己事前设计的那样一直往前，而是在十字路口处往右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④这些暗示性话语和主人公的整个行为透露出复仇者潜意识里在逃避复仇责任的隐喻。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正是阮海阔曾经多次的不经意帮助他除掉了仇人，但无可规避的事实是，这种结果并不是他事先预想到的，甚至在得知仇人已被杀死之后却“感到内心一片混乱”。在整个过程中，表面上看来这个复仇者总是在不停奔波，实质上在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复仇任务的结束。或许他本来就不胜任这个复仇任务，然而命运之神却捉弄了这个无助的少年，一如哈姆莱特的迟疑，阮海阔也出现了延宕，只不过这个延宕过程看起来更具隐蔽性，倘若复仇过程中不时会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读者也会相信这个复仇者有可能会一直拖延下去。
与汪曾祺笔下的复仇者在经过一系列思想突围后最终放弃复仇不同，阮海阔从不言放弃，只是在内心深处在主观意识察觉不到的地方回避了这个责任。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复仇作品而言，这两位复仇者的“非典型”复仇行为都有点“出轨”，然而正是这种出轨却给了我们关于复仇的一个新命题。
二、复仇者的异化命题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中认为人类复仇的总体趋势是从严厉向平和发展的，他将原始人的复仇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复仇不怕过火，世代不解仇上加仇，直到一方被歼灭；二是同类复仇，不再漫无限度；三是以赎罪金代替杀人复仇。⑤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个分析不无道理，若我们把眼光投射到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从中也不难发现，喋血的快意。复仇纵然让人感觉畅快淋漓，但化干戈为玉帛的行为往往却更耐人寻味。陈青云的新武侠小说《艺剑青霜》中祈焕艺为报父仇几经周折才寻访到母亲，而由于担心儿子因报仇惹祸上身，母亲竟自尽而死。遗言不仅不嘱复仇，还坚嘱其切断此念，勿入上辈留下的血仇旋涡。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但哪怕只是少量的类似作品便足以形成空谷足音。死者而已矣，生者还要继续生存。较之死去的丈夫，祈焕艺的母亲显然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子嗣的未来生活。为了避免踏上父辈仇杀的血路，她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警醒儿子，这是发人深思的。《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母亲为了坚定其复仇信念，消除其顾虑，也自焚而死（同是自焚，但两位母亲的动机却是如此不同，这种行为反差及其形成的效果足可显示“母亲”这一角色在整个复仇行动中的重要性）。“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