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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第四十一》

作者:丁智才




  八十年代第一次读前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那是这本小说刚刚解禁不久。有关它的激烈争论虽已硝烟散尽,但仍多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今天,重新翻开它,已过近二十年,当年所有声势浩大的毁誉争论均已化作平静的文字尘封在泛黄的书页中。拉开历史的距离,重新揣摩这部小说,抛开所有先入为主的陈见,从叙述视角及声音入手,我们可以看出文本表层明显的政治倾向,并由此觉察到拉氏进退两难的身影;透过文本表层的政治意义,分析潜伏在底部的深层结构,又可发现它暗合并发展了传统的“诱惑与抗拒”的伦理叙事范型,构成了显在的政治文本和隐性的女性文本的内在冲突,这些异质文本构成的间性力量赋予了这部小说以丰富的内涵。
  
  一、叙述视角与声音
  
  《第四十一》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即作者隐藏在暗处,掌握着故事的讲述速度、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情节的设置。这些都在叙述者不容置疑的设想和判定当中。为了突出特殊时代政治立场和阶级意识,叙述者有意强化马柳特卡作为赤卫队员、神枪手的一面;在和中尉的交往中又有意突出二者的冲突。虽然迫于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逻辑,故事中叙述了马柳特卡个人情感上的冲突、对中尉的好感以至爱情;但读者很难听到她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在个人情感和意识形态冲突最为激烈的最后一幕,当马柳特卡看见中尉向白党船只跑去而端起枪的时候,叙述者只让她记忆里闪现出政委“不能交活的给他们”的话,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响起了地球毁灭似的轰响”。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恋人与敌人、开枪还是不开枪的激烈斗争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让阶级意识毫不费力地战胜了个人情感,配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却牺牲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作为有良知的文学家,迫于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拉夫列尼约夫最后还是让马柳特卡倒在中尉的尸体上,伤心地哀述:“我的亲人……”弥补了前文内心情感的缺憾,但也给当时“左”的批评家留下了攻击的把柄,认为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而大加讨伐。
  更为有趣的是:为了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这一故事,成为作者的隐含读者,叙述者经常从幕后走上台前,插入一二句交待,掌握故事讲述的节奏和频率,强化故事的发展脉络甚至引导读者的理解,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叙述声音的凸出,使读者注意到声音和叙述者的存在,二者也成为读者的欣赏对象,这种戏剧化的叙述者的出现有力地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在每一章的开始,叙述者都单列一句话,向读者介绍故事的内容、发展进程和作用,甚至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理解故事。在第一章里,叙述者开始就用“作者必须写的开场白”一句话交代第一章的作用,中间在叙述政委率同志们突围出来后,叙述者站出来说:“读者一定忍不住要知道,为什么叶甫秀可夫是红色的呢?待我依次叙来。”控制着叙述的方向和节奏。可在这一章的结尾,叙述者又插话:“本来,这一章在我的小说里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最好我从主要的,从下章所说的叙起,不过读者必须知道,……”“不得已我才写了这一章。但我敢说,这一章毫无意义。”交代了第一章作为序幕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第九章一开始,叙述者就介入评价:“这里证明虽然人心没有规律,可是存在仍然决定意识。”表明叙述者想控制读者对故事的理解。“作家可以闯入作品,直接控制我们的情感,但是他必须使我们相信,他的闯入至少同他展示的场面一样,是经过仔细安排,十分恰当的。”于是,本章中作者特意安排了马柳特卡和中尉虽然坠入爱河,可谈到现实问题时,两人发生了激烈冲突的场面,叙述者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二者的阶级冲突,强化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声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在现代小说理论中,声音就是一个近似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范畴,它的被扩展了的意义就是指作者的意见、思想、态度的流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第四十一》中,意识形态和叙述视角及声音的共谋,忽略和扼杀了马柳特卡的个人情感和女性意识,使文本成为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和中国革命时期比较流行的文学读本。
  
  二、文本结构和文本间性
  
  一般地说,一部文学作品以建立意蕴化的世界为其创作指归的,反映在文本表层往往是与意识形态相协调的因素,构成一个体认作家社会认知和美感体验的意义秩序。但在文本的深层却积淀着作家灵魂底部,暗含人类精神追求,以潜意识或无意识表现的意义秩序。这个运行于文本底层的意识秩序,对表层的意义秩序起着颠覆、消解、对抗的作用。《第四十一》表层是较明显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在其深层却潜伏着另一个结构,它暗合了传统的伦理叙事范型有所突破,形成了另一种意义秩序。在传统的叙事文学中,“诱惑”与“抗拒”是一种较为恒定而活跃的叙事程式:一个年轻人在走向人生的关键路口遇到一个美丽姑娘,这位姑娘大胆地向小伙表露爱情,小伙受到来自外部力量与体内滋生力量的共同干扰,由此陷入道德困境与灵魂扣问之中。最终为了完成社会义务或为了坚守自己的某种人生理念,小伙果断地拒绝了世俗尘念,继续追寻生命的意义。诱惑产生的前提是对传统伦理的对抗,抗拒诱惑则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的皈依。这个传统的叙事程式诉说了伦理的训诫与情爱关系的永远不和谐性,并往往以女性介入的制导方式来体现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第四十一》暗合了这一范式有所突破,它以男性的介入而凸显女性的主体地位。马柳特卡本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中尉的出现是一个诱惑,特别是中尉的蓝眼睛让她心醉神迷,最终诱惑产生并得以实现,情爱的蓬勃生命力消解了阶级立场。但马柳特卡毕竟是受过多年熏陶的革命者,在阶级与爱情的激烈冲突的最终时刻,抗拒了爱情的诱惑,完成了对革命的皈依。一声“地球毁灭似的轰响” ,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成长过程,拉氏也轻而易举“就把收场的责任卸掉了”,省去了一些不应有的麻烦。但革命与情爱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仍将成为后来革命文学惯用的范式。
  所以,《第四十一》虽然表面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这种政治文本再加上男性的叙事中心,处处压抑着马柳特卡的女性特征及情感意识。但在深层结构中,作为女性的马柳特卡以顽强的生命力及蛰伏或凸显的性别意识反抗颠覆着政治文本和男权叙事,使文本具有女性文本的某些特征,这样就构成了不同文本间的矛盾与对立,这些异质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赋予了文本以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第四十一》写于一九二四年,在那样的红色年代,作为革命作家的拉夫列尼约夫只能表现张扬马柳特卡作为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阶级立场最终战胜个人情感的一面。证明“存在仍然决定意识”,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因为在革命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一切服从于革命的需要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提倡的主旋律。马柳特卡的最终行动正是切合革命和阶级的需要。“小说是作者写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作者关于政治、宗教、情感、道德等方面问题的观念,尤其是当他笔下的人物与这些观念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从这一点上讲,《第四十一》是作者构建的一个政治文本。但作者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时,又难以释怀从艺术规律出发,相对真实地表现了马柳特卡女性意识和个人情感的丰富性,使这部小说又客观地呈现出某些女性主义文本的特征。在二十三人的小分队中,二十二个是男性,只有马柳特卡一个女性,在她报名参军时,大家都嘲笑她,认为妇女是不能参军打仗的;而且在接受她时,“要她签字保证,不得照妇女那样生活,在劳动者彻底战胜资本家之前,不得生儿育女。”妄图完全扼杀她的女性特征,建立一个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但马柳特卡不但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男权神话,证明了妇女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而且以她不可压抑的女性色彩和意识给红军分队增添了温情与亮色:“士兵们都爱护她,比爱护自己还厉害。”“用痴情的眼光死死盯着她。”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荡着无端的柔情,思念着撇在家里的热情、温柔的妻子”。在和中尉陷入荒岛后,马柳特卡不仅以女性顽强的生命力,而且用女性的柔情呵护使中尉死里逃生并坠入情网。面对中尉的蓝眼睛,马柳特卡真实地袒露自己女性的情感:“我们刚俘虏你的时候,我就想:他那是一对什么眼睛啊?你的眼睛真危险呀!”“对女人真危险,一见就钻到人心里去了,真是撩人的眼睛呀!”表明经过男权的压抑和扼杀,马柳特卡不但没有丧失女性的意识,相反却最终冲破堤坝奔涌而出。马柳特卡的形象实际上构成了被压抑的女性文本对显在的政治文本、男性文本的颠覆与反抗。
  拉夫列尼约夫是一位进步的革命作家,他要站在政治立场上讲述女主人公马柳特卡和中尉俘虏的故事,全知全能的视角以及叙述者时常介入评价,控制故事的节奏,引导读者理解加强了这一立场。同时拉氏又是一位有着文学良知的作家,他不甘心只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于是深层的叙事结构隐藏了文本的女性主义特征,由此形成文本间的冲突和张力,丰富了文本的文学意蕴。二十年代,当曹靖华把这部作品翻译引进中国时,鲁迅先生就极力推荐,特别称赞拉氏的技巧,说他“偏以洗练的技术致胜”,今天,从分析文本的叙述视角和声音、叙事结构和文本间性上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先见之明。
  
  作者简介:丁智才,广西师范学院中文学院文艺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
  
  ①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把小说的叙述者分为文本内叙述者和文本外叙述者,其中文本外叙述者就是作者。有的时候文本内叙述者和文本外叙述者是一致的或接近的,读者读这些作品,可以放心地把作品中所宣达的思想理念或价值观念看成是作者的。《第四十一》就可看作这种情况。见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②本文引用《第四十一》的文本内容均见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③[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与妇女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④⑤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