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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别：《奥兰多》的女性主义思想
作者：彭 瑶
关键词：《奥兰多》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解构主义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但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也是女性主义思潮的先驱人物。伍尔夫针对女性地位问题提出了后来被西蒙•波娃表述为第二性的经典观点，认为女性是男性的参照物，而女性在父权文化的渗透下，会将男性价值标准内化为自身价值取向，并提出了著名的双性同体概念。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伍尔夫作品中找到源头。
奇幻小说《奥兰多》以诙谐讽刺的笔调，贯彻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点，备受后世女性主义评论家的关注。奥兰多原是一位贵族英俊少年，受伊丽莎白女王宠信进宫，在詹姆斯王统治期间失宠，隐居乡间大宅，醉心文学。后成为政绩卓著的土耳其特使，在君士坦丁堡发生叛乱当晚，与一舞女共度一夜，沉睡数日，醒来后竟变成女性之身——尽管容貌没有丝毫改变。她遂脱离官职，混迹于吉普赛人之中，返回英国后跻身上流社会，与蒲伯、艾迪生等文豪结识，随后嫁给一位船长，怀孕生子。人到中年，她的诗作获奖，文学理念与写作技巧日臻成熟，精神也趋向完满。从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到一九二八年，奥兰多的人生历时了四百年。《奥兰多》对性别对立的讽刺与抨击，印证了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特别是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伍尔夫与克里斯蒂娃思想的共通点，即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包容性，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
一
法国女性主义评论盛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注重语言哲学的研究，认为无穷的可能性藏匿在“虚无”“缺席”“边缘”“外围”与“被压抑”中。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男与女是二元对立的，男性代表正面价值，女性则被排除于中心之外，是用于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男性为了保持父权制的统治体系，竭力维护二元对立，强调其中一方优于另一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彻底批判了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试图粉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
奥兰多奇异的人生轨迹凸显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小说的第一句话已经体现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文风。叙述者用含糊、戏谑的口吻写道：“他，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别，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正朝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颅劈刺过去。”①少年奥兰多正在进行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男性年轻贵族的典型进攻行为，然而，“虽说”引出的下一句话又似乎给他的男性气质投下几分质疑，预示了整篇小说的模糊特质。小说在许多性别身份问题上采取了解构的策略，对传统的性别归类法进行了嘲弄。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着男女两种特点，性别差异不再明显，甚至变得可疑。男性奥兰多是一个多愁善感、富于幻想、热衷文学，带有诗人气质的人，成为女性后，男女两性特点的混合更为明显，她坦率大度，喜欢冒险，厌恶家务，勇敢活跃，然而又没有男性的权力欲，善解人意，富于怜悯，容易落泪。
奥兰多的俊美外表超越了性别，她无论是作为男性和女性，都有着强烈的个人魅力，不光倾倒异性，同性亦心向往之。哈里大公因为看到了还是男性的奥兰多的一幅画像而爱上了他——尽管他们是同性，他男扮女装去纠缠奥兰多，后者变成女性后，他又前去求婚。伍尔夫似乎在暗示，爱情的吸引力可以超越男女性别，引人爱慕的是身上本质的东西，而性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附加的成分。她的这一有趣而大胆的暗示尽管不是现实，却卓有远见地预示了解构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的解构。
奥兰多的变性是文化上还是生物上为主导的呢？女性主义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叙述者首先写道：“一些哲学家会说，换装与此有很大干系。他们说，看似无关紧要，其实衣服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御寒。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②文学评论家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Ｇａｒｂｅｒ认为，服装可以看作身份的标志。既然人们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服装，那么身份，包括性别，也是临时性的。易服癖给性别二元对立思想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危机，它不但威胁了男女的固定范畴，更挑战了这个划分体系本身③。奥兰多在变性后和吉普赛人一起生活的日子里，穿土耳其裤子，很少留意自己的性别，然而在回英国的船上，她身穿碎花长裙，接受了船长的殷勤服务，开始体会到了作为女性被动的快乐，并且意识到了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保持贞洁的责任。她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服装，偶尔还穿上男装外出冒险。一天夜晚她身着男装，在街上见到妓女奈尔，后者唤起了她男人的所有感情，她甚至像风流男子在公共场合向贵妇献殷勤一般脱帽向奈尔致意。
然而，叙事者很快又改称，男女之间的差异深不可测，服装不过是象征了某种深藏不露的东西。“是奥兰多本身的改变，指令她选择了女性的服装和女性的性表现。”那么，她的女性特质似乎本质上是生理决定的。接着，叙述者又说：“或许，如此这般，她只是表现了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却没有表现得如此明了的某些东西……因为性别虽有不同，男女两性却是混杂的，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服装只是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对此产生的复杂和混乱，人人都有亲身体验……＂④伍尔夫的叙述带有所谓的“女性写作”含糊而矛盾的特点。文化、生理以及心理先后都被说成是奥兰多呈现女性特征的原因。事实上，正是这种策略性的文本矛盾性，才能避免厚此薄彼的二元观，使多种可能性平行存在，读者和文本动态的交流得以成为可能。
首先，从文化角度来说，性别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塑造。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固定在二元性别中的一方面，按照成规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作为一种意旨实践，并不是要主体控制语言，而是使主体处于其权力网络之中。主体无法固定化，不单是分裂的，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体（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既指过程，发展，又指试验。 主体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总是在其存在的语境中经受检验⑤。流动的主体拒绝任何固定性别模式和身份。奥兰多正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主体，其社会性别随着语境的交替而变化。与爱人谢尔相遇后，她庆幸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流泪，还怀孕生子；但着男装时，她便成为“某爵士”，与人决斗，当船长，甚至被传闻与某女士私奔。在回英国的船上，她发现两性都有着缺陷，头脑中的两性特质轮番交锋，最后，在特定的语境下——极具男子气概的船长的殷勤陪伴，返乡的心潮澎湃，她女性的一面暂时占了上风。奥兰多的女性身份，在随后的社交活动如贵族聚会、晚餐及听取男性的求婚这一系列行为中逐步确立。主体在适应环境，同时也在接受环境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适宜当下环境的因素被压抑和覆盖了。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语境对主体的塑造作用。
强调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抹煞自然的因素。女性主义者一直争论身体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试图得到一个二选一式的答案。尽管她们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只能重新陷入陈旧的父权制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事实上世界不可能如此理想化地分为相反的两极。说话的主体游离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机之间，既有自然特性，又有文化烙印，因此，对于意义的构建，意识与无意识，头脑与身体，文化与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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