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译作天下事 评析任由人
作者：李轶君 李先玉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言转换文化传承
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的浓缩，集中反映出该国各个层次的文化现象，从浅层的服饰装扮、节日风俗，及至深层的宗教信仰、思维习惯等都或多或少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因此，与文化作品紧密相关的文学翻译就不只是单纯的转换语言这么简单了。文学译者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语言的转换实现文化信息的传达和文化意象的移植，将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置于文化大背景下。王宁教授曾提到过文化研究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就是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站得更高一些，可以超越一般性价值判断，跳出操作层面上非此即彼的无休止的争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有理论上的意义。
《苔丝》是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小说故事紧凑，人物精简，讲述了美丽纯朴、坚强善良的农家姑娘苔丝与社会种种有形无形的邪恶势力斗争，但最终成为社会道德的牺牲品的故事。小说通过完美的正面人物形象和其不可避免的悲剧鞭挞和揭露社会，被称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苔丝》发表次年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在中国，张谷若先生笔耕数年，译本于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付印发行，一九八七年修改，到目前为止，第二版也已是数十次印刷，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张译的一再重版发行使无数中国普通读者可以一睹异域小说之真面目，并得以感受其独特的魅力与力量，扩大了哈代在中国的影响，也使中国读者加深了对哈代及作品主人公苔丝的理解。
一、众说纷纭论张译
从传达文化信息、移植文化意象方面来说，张译可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本是文学译者最重要的任务，但围绕张译展开的一些讨论却似乎对此并不是很看重，相反却将注意力投向其翻译方法，在操作层面上争论不休。近些年来，随着一些翻译理论的兴起和一些《苔丝》新译本的推出，一些学者或是将各色理论生套张译本，列举其众多不符该理论之处，或将张译与一些新译本作比，指出其众多不及新译之处。但是仔细读来，总觉有些牵强。
１．理论的搬套
有些学者喜欢用近年来兴起的形形色色翻译理论来套张译，并深究该译本是否与之契合。用二十一世纪的新兴理论来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译本（虽然一九八七年修改，但终究还应算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即使不说是生搬硬套，大概也与之不远。
另外，翻译的直译意译或是归化异化之争无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将两者二元对立似乎更是有些过于偏激。翻译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就是“处于特定文化中，具有特定的知识和交际需求的译文读者”，并进而将翻译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某种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一项活动”（王红成，２００２）。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通中国读者还未曾接触像现在一样名目繁多的异域作品，也未曾训练出如现代读者之对于异化作品的接受水平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采取地道的汉语方言，采用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没什么不妥。唯有如此才能将读者引入译作之中，使之不至于骇然退却，然后方能通过耳濡目染，使之慢慢接受异域作品的语言、风格及思维方式，由此其接受异化的能力才能得以培养。因此用五花八门、玄之又玄的新理论来套前辈的“吃蟹之作”，于情于理，显然都讲不通。如今，异化翻译呼声越来越高，俨然成为翻译的“人间正道”，但是这是建立在多年归化翻译使读者接受能力及认同能力得到提高的基础之上，因此非但不能以此苛求张等翻译家的译作，倒是反而应该感激其铺路搭桥，承担起培养并提高读者接受异域翻译能力的重担。
２．与新译作比
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新的起点和高度来感知和认识世界。在翻译界如此，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一部部文学作品新译重译得以出版，这对读者来说，其阅读选择大大扩大，有了对比取舍的空间；对翻译事业来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新译建立于旧译之上，吸收了旧译的优点，借鉴其处理精彩、译法高明之处，同时旧译的败笔和不足之处对其也起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再加上当时更加新颖先进的翻译理论的指导，如此得天独厚于旧译译者的条件，新译没有理由不比旧译出色，由此作品的重译才不至于沦为单纯的重复劳动和人力物力及译者精力的浪费。就这样，在重译复重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也越来越精确，原作的精髓越来越得以显现，风格语言及内涵等诸方面也就越来越贴近原作，臻至完美。从这一点来看，以诸多《苔丝》新译来比张译，而得出张译不及新译之类结论，就有点苛刻和无多大意义了。光是张谷若先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为扩大哈代影响及为中国读者提供认识异域文学的机会而笔耕不辍这份热忱及良知也应为新译译者景仰佩服，再加上张译本译于既无现成译本参照借鉴，又无先进翻译理论指导的五十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笔耕数年，捧出深受读者喜爱，很多地方深得译事之妙的译文，真是难能可贵，值得景仰。
二、张译本——尽得原文之妙的佳作
１．以方言译土语
张译本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那些极为抢眼的山东方言，这也是张译受到责难的一个原因之一。在文学翻译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不同语言即便有偶同之处，归根结底，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陈小慰，２０００）。英汉之间连这些偶合之处都几乎没有，更无法说有什么一一对应关系了。因此要将英国西南部乡村的土语一一对应转化为相应的汉语，并保持风格韵味不失，这似乎成为不可能任务。张谷若敢为人先，用方言译土语，为保原文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将作品用山东方言译出。对此，有些人提出如此这般会使读者产生错觉，认为哈代本身的风格就是如此。此论点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作此想法的人是否认为用呢哝软语的吴乡方言，时髦难懂的广东上海话，抑或是京腔京韵的北京话之对于苔丝更为贴切呢？尽悉传达原文土语几近不可能，用方言译土语本是张化不可译为可译，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折衷办法。既然张为山东人，对山东方言可以轻松驾驭，那我们就不可能期待他去运用不熟悉的其他方言去贸然传译《苔丝》。因此，既然这是译者自身条件的问题，再加上所选方言又恰巧是比较普及的，那么张采用该方言就似乎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了。如果怕读者看到苔丝满嘴山东方言而误将其当成山东姑娘的话，那么，怕不怕读者看到译本中苔丝讲一口地道汉语，就误认为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
翻译文学作品如同演戏，首先要进入角色。正如翁显良先生所言，文学译者要做到“如听其语，如见其人。听而闻其心声，见而识其品格。不同的是：演员须进入自己要演的角色，译者却要进入剧中所有的角色。千人千面，千面千腔；倘若不能进入角色，译成千面一腔，化千为一，戏就化为乌有”（转引自萧立明，２００１）。译本中方言的使用使原作浓重的乡土味道和气息得以尽悉传达，原作中的人物也到位地得以刻画，人物对话的翻译更是惟妙惟肖传译出了说话者的神态，很是符合各个人物形象的身份和教养，尽得原文之妙。
在张译中苔丝的淳朴善良，克莱的软弱虚伪，亚雷的恶少习气，苔丝母亲的愚昧无知，父亲的爱慕虚荣等等形象都生动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真正做到了翁老所说的“千人千面，千面千腔”，这显然是张深入把握各个角色的结果。恶少亚雷第一次见到苔丝时，自言自语到：“Ｗｅｌｌ， Ｉ＇ｍ ｄａｍｎｅｄ！ Ｗｈａｔ ａ ｆｕｎｎｙ ｔｈ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 ｃｒｕｍｂｙ ｇｉｒｌ．＂ 短短一句话，亚雷那一副色狼嘴脸呼之欲出。张将此语译为：“哈，这可真是活该啦！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多肉头的个大妞！”在这里，张没有生硬地将“ｃｒｕｍｂｙ”（英俚语，意为ｃｈａｒｍｉｎｇ）译为“有魅力，漂亮”之类，而是译为符合亚雷习气及身份，更具表达力的“肉头”。由此，此译语无论是语气上还是措辞上都精确传达出原文的内涵与风格，将亚雷一见苔丝便起淫心的丑恶嘴脸尽悉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