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扶桑》的叙事魅力
作者：毛 尊
关键词：《扶桑》 对话 元叙事 拼贴式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边缘人”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性”的永远关注、对东方文化意蕴的凸显、对异质文化的敏锐体验……构成了严歌苓丰富的文本。思想的表达需要借助形式，形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其后实则隐藏了思想与观念，无怪乎贝尔说“有意味的形式”。而严歌苓在此方面堪称高手。下面就其小说《扶桑》来分析其叙事魅力。
一、人称交错：与历史对话
《扶桑》在叙事上最具有魅力的是人称的交错，第一、第二、第三人称都在小说中出现，第一、第二人称采取的是内聚焦叙事，而第三人称采取的是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三种人称在文本中交错使用，担负起不同的叙事功用，形成复杂而富有魅力的文本叙事。
《扶桑》的开头这样写道：“这就是你。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着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缺见识的惊叹。再稍抬高一点下颏，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好了。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我”在文本中既是叙述者也是聚焦者，“我”和“你”（扶桑）相距一百二十年，但是“我”这双眼睛可以穿过历史的迷雾来认识“你”，可以看到扶桑在拍卖场转身、亮相、展示三寸金莲，可以看见扶桑被嫖卖凌辱时眼睛望着窗外克里斯的情景，可以感受到扶桑种种隐秘的内心活动，而“你”在“我”的叙述中又常常聚焦于“我”，“我”和“你”之间进行着跨时空的对话，两者的“对话”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人称的“我”虽然有时采取的是内视点，但更多的是一种零聚焦叙事，依据史料和移民的共同感受，“我”对一百二十年的扶桑进行想象叙事，扶桑的全部包括她与克里斯的灵魂颤栗的爱恋以及她的内心种种隐秘都在“我”的叙述中缓缓展现，而且在这个叙述中，“我”也对扶桑进行了评论，即“叙述者干预”，“我”不断地揣测、理解着扶桑，在这种揣测理解中不断交流，而扶桑也不断地透过历史的迷雾回头看看“我”这个“第五代移民”，彼此的对话基于共同的人生体验，如同样来到陌生的旧金山，遭受种族上的歧视，同有天涯沦落人之感，于是，两个时代的移民的内心世界得以充分展现，而读者在这种“对话”交流中则更能进入移民的情感世界。
这种对话模式的建构得益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共用，这样既保存了第一人称内视点的叙事优势，即能通过内聚焦的方式对两代移民内心的种种隐忧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介，又创立了“我”和“你”（两代移民）双峰并峙的中心结构，即在讲述扶桑的同时也讲述“我”的故事。“我”不仅成为一种延伸也是一种参照，在“我”与“你”的对话中，历史与现实勾联起来了，即与历史情境的对话转换成“我”与“你”的对话，这样，扶桑——“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单个的妓女，而且成为一段移民历史的隐喻。“我”作为“第五代新移民”，不仅见证了这段破败不堪的历史，也在对话中流露了新旧移民无法回避的宿命感。这种对话贯穿文本始终，但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故事的开头“我”认同赞赏扶桑柔韧的生命力，后来怀疑扶桑“有些无伤大雅的低智从而不知掩饰你对肉体欢乐的兴趣”，其后推翻原先一切，认为扶桑的“感情藏得极深，它仅仅是为那个白种男孩藏着的”，而最终面对扶桑的安泰时“我越来越发现我不了解你，无法了解你”，“你的笑让我怀疑我从始至终对你的无知”。这种越来越艰难的对话暗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难以认同作为边缘人扶桑的价值立场，对于那种古老的悲悯、宽恕式的受难的复杂感情，暗示了“叙述者”对自身古老文明无法排遣的依恋和透入骨髓的痛心。在时空的对话中，历史悄悄流逝，新旧移民既有共同的命运，也有本质的区别。
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共同建构两个时代的移民故事时，作者并没有忽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运用，采用零聚焦的中立姿态，极力铺展时代风云和主要人物的命运，从而建构一个更为丰满更为立体的历史。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叙事主要基于移民感受的扶桑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是一种主观的叙事，但扶桑的故事也只是一百二十年前历史的一部分，对于这部分历史的叙述主要采用第三人称视角。从扶桑被诱拐到克里斯家族情况的介绍，从大勇的几次身份变化到为扶桑而引起的中国人之间的相互杀戮，从扶桑在船上吹苏武牧羊而引起的对峙到唐人区的暴乱等等，无一不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一次次展现了强势的异质文化与弱势的东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把扶桑与克里斯的爱情背景渲染得淋漓尽致，使这种夹杂着种族、肤色、年龄、身份、文化种种矛盾的爱情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和悲剧的宿命，扑朔迷离又分外诱人。
这样一来，在故事的叙述层面上，就出现了三种人称交错杂糅的叙事，以扶桑与克里斯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前两种人称的叙事构成一种主观叙事，后一种则在广阔的背景下建构一种客观叙事，共同展现了移民的生存与情感世界，“突破了人物或叙述者单一的聚焦方式而进入了更广阔的视野，使小说不仅在结构上显得错落有致、摇曳生姿，而且由于叙述者既以见证人的姿态又以全知者的身份从内外两方面来描摹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或者直接闯入人物的意识，其结果自然也使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获得大大扩展”。
二、元叙事：真实与颠覆
元（Ｍｅｔａ－）这个前缀，原是希腊文“在后”的意思。元叙事就是对故事叙事的叙事，亦即故意暴露叙述者的操作方式，充分体现了叙述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参与故事叙述的欲望，它一方面肯定叙述者的主观能动性，使读者相信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另一方面，又在读者与故事之间造成一种离间效果，让读者从文本所建构的“真实”中醒来，以一种超越故事的清醒和理性的目光去把握和解读所叙之事。这样，元叙事就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扶桑》中，元叙事主要表现为两种：
一是多次引用官方资料：“一百六十部唐人街华人的正、野史”的表述在书中出现了近十次，这一再表明《扶桑》的创作是以史为据，从而让读者相信叙述的真实性。但是叙述者在引用官方资料为依据时一次次用揣摩、猜测的语气去讲述扶桑与克里斯的爱情故事，从而颠覆了男性世界的史学记载和理性诠释，重新解释与体验了扶桑与克里斯的关系。史书上这样记载克里斯与扶桑的关系，“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于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史书的记载是简单而干瘪的，在叙述者的揣测与体悟中表现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注定不能再有痛快简单的男欢女爱”则彻底颠覆了“嫖娼”叙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吸引与迷恋，扶桑的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受难的美丽，是一种“包涵受难、宽恕和对自身毁灭的”“母性”与“雌性”，“有它的高贵与圣洁”，她的下跪决不是一种奴性，而是“弱势对强势慷慨的宽容”。詹姆斯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机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所以这里扶桑是东方民族的寓言形态，散发着古朴、混沌、天真、原始的魅力。这样的叙述实质上是揭露了隐藏在史书记载中的意识形态，颠覆其合理性的存在，是边缘意识对主流意识的颠覆，同时也凸现了东方文化意蕴和严歌苓对传统文明的依恋与痛心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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