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诗意的解构

作者：甘　浩

　　小男孩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昭示大众传媒的道德良知的失落，对于现代大众的批判具有同样的作用。小说文本开端的一些细节无疑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场景，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雨天”的“黄昏＂坐在“空荡荡的停车场”，这一个非常态的艺术场景本身就暗示了小男孩生活的非常态性和其孤独无依的心理特征。但是，他根本没有被周围人注意或者不屑于注意，这如果不是反映周围人的冷漠至少也反映了现代人情感的迟钝，人们连最应该关爱的孩子也忘记关注了，结果是一个外来者丁小曼发现了他。而且丁小曼是否有关注小男孩的主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丁小曼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采访而无进展，自己极度无聊地欣赏黄昏的雨的时候，才注意到小男孩的，加上小男孩主动靠近窗子和“装出对她没有兴趣的样子”的动作，更加表明了小男孩是主动引人注意的。但是，有被邻居中年妇女拒绝并遭到严惩（鼻子被门撞破）的经历，他渴望别人了解的愿望只敢向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小男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刚刚踏上现代性之路的中国小城（街道对面有小山坡、茂密的玉米地），中国是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富有人情味的礼俗道德曾经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成果，其中就有“远亲不如近邻”的道德风尚，这种道德崇尚的就是邻里间的互亲互谅、互尊互重，以获得一个安全与惬意的居住环境。但是，从小男孩的遭遇来看，这种美好的伦理关系已经在这个刚刚踏上现代性之路的小城荡然无存。
　　小说文本中有两个人物有必要引起大家足够注意，一个是小男孩家对门的中年妇女，她本应该成为悲剧的最早发现者，甚至可能及时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当小男孩去向她求助时，她却以“我那时太困了”为由把孩子赶出了家门，并且粗暴地关门，撞破了小男孩的鼻子。随后，在被民警强加了看管孩子的任务后，时时惊恐被传染上肝炎病毒，而不愿向最应该受到关爱的小男孩（饥饿与瞌睡在折磨着他）投注一点在母亲与女性身上最容易发现的人道关怀。一听丁小曼说是小男孩的亲戚，就不问真假，而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那太好了＇”，如释重负，赶快逃之夭夭，现代人情确实已经冷漠到了“对面不相识”的地步。另一个人物是宾馆看大门的老头，他本是个高中退休老师，老师曾经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况且，他还是小男孩父亲的老师，这一身份本应该使他不同于那位中年妇女，遗憾的是，他与中年妇女并没有质的不同。他首先把熟睡在宾馆大堂沙发上的小男孩撵到漆黑的雨夜，根本不关心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为什么在漆黑的雨夜还流落街头，随后在已经觉察到他的学生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面对丁小曼让他带路的请求，依然以“腰不大好，走不动路”来推脱，直到拿到丁小曼壹佰元大钞才欣然上路（这里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社会商业化行为）。到了小男孩家的楼前，格非对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地理老师把她带到楼房最西侧的一个楼洞前就站住了。 ‘我不上去了，把伞给我，他家住在四楼，４０１。我就不上去了。＇说完，他从丁小曼手里接过雨伞，自己收拢了它，转身走了。”在这种描写中，老人应有的仁慈和教师应有的良知都被现代性的商业化原则剥蚀得一干二净。格非有意识地选择了老人和中年妇女作自己的批判对象，通过描写这两个人分别代表的人类津津乐道的母爱、仁慈、良知在现代性社会的陨落，古典人际关系在现代性社会的恶化，表达了对现代性社会恶意解构人类古典人伦关系中美好价值的憎恶，同时，又以现代性社会对美的毁灭彻底地解构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诗意想象。
　　整篇小说自始至终就一直进行着这些多维解构的努力，这些对诗意的解构也使整篇小说始终弥漫在一种忧伤的艺术格调中。而且主题的忧伤格调与格非在小说文本中利用丁小曼在异乡感受到的黄昏细雨和小男孩一再吟唱的“戒指花”织就的小说的忧伤氛围水乳交融，让人久久无法释怀，尤其在小说结尾，当小男孩用天真童稚的声音再次唱起那首充满忧伤的“戒指花” 时，我们就如丁小曼一样忧伤而无奈。这或许也是格非面对现代性生活的心情，他尽管以《戒指花》这一文本完成了对现代性诗意想象世界的肆意解构，但是，一旦离开文学的诗意世界，直面传统道德价值逐渐失落、世界日趋虚伪喧嚣的现实，一种无力回天的沮丧与无奈油然而生，只能如张爱玲一样留下一个“苍凉的手势”罢了，所以当格非最后让小男孩唱完那首忧伤的“戒指花”，他同时又完成了他对现代性诗意想象世界行为的解构。
　　
　　作者简介：甘浩，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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