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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爱欲与文学生产
作者：王应平
关键词：疾病 爱欲 常态
疾病与爱欲是人类自身共有的生命特征，也是文学体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追溯它们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前者以鲁迅一九一八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为发端，后者则以郁达夫一九二一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为滥觞。两者借疾病和爱欲为武器，一虚一实犀利而大胆地攻击了旧礼教旧道德。在历史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疾病与爱欲仍是作家手中的利器。它们一方面因迎合消费需求而吸引了相当份额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两者的结合又使文本体现出严肃的生命意义与真挚的人文关怀。作品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在此找到了相得益彰的平衡点。
一
疾病在文学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只是提供给作家合适的情节构造和终极意义上的最后归宿，疾病本身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正如米歇尔·福柯的巴黎高师同学、著名科学史专家康吉兰所言：“正是变态（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不规范的）引起人们对常态（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合规范的）的理论兴趣。规范（ｎｏｒｍ）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只是因被破坏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过不适应、受挫和痛苦才升华到关于自身的意识和科学。”福柯后来对疯癫、疾病、犯罪等作的研究，即表明了他对康吉兰这一看法的强烈共鸣。正因为疾病使得正常人的常态（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生活资格被取消，它便从变态（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的视角见证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非常态的反思与忏悔即探寻出生命的真正“功能”。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命题，常与变的张力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
爱欲是文学经久不衰的母题，它成为当下文学创作关注的话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爱欲作为资产阶级意识批判的对象，是被作家有意“洁化”处理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红色经典”中轻易证明这一点。非但如此，建国前的文学名著，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在建国后的重新再版时也将原文中涉及爱欲描写的部分全部剔除。在新时期文学中，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束缚渐次放松，爱欲作为人性真实的存在，重新受到作家的关注。可随着商品大潮的涌起，爱欲愈来愈成为作家吸引读者眼球的牟利工具，刚从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文学，又重新沦为金钱的奴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尽管爱欲与畅销的商业文学有着某种先天性的联系，但如果仅仅将爱欲作为争夺受众的媚俗工具，则无疑会陷入情色的泥淖。现代文学史上张资平低俗的海派性爱小说即为明证。也就是说，对爱欲的书写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超越成为享乐之源的能指，而达到见证生命意义的高度。那么，如何在作品中做到既大胆书写爱欲又保持文本应有的审美价值呢？这是一个文学生产方式的策略问题。即作家绝不能简单地为爱欲而爱欲，因为爱欲是附丽在家庭、伦理、爱情之上的。非如此，爱欲不能显示出其高尚感人的一面。葛红兵的《沙床》正为实践此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
二
《沙床》最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出版单行本，同年的《杂志作家》第十二期以长篇小说专号推出，其中后者对前者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十章作了少量删减，舍弃了哲学系两次开会的内容和一些较为露骨的爱欲描写，使得文本的情节更紧凑，语气更凝练华美。
《沙床》讲述了一位患遗传性肝纤维化疾病的年轻大学教授，在他生命中最后一年里的情爱故事。在不可知命运的冥冥主宰中，主人公诸葛追寻又遗弃着爱情，一次次在爱欲的放纵中伤感，逃避着来自家庭和伦理的责任，最终，生命垂危的他和自己的真爱双双殉情。正如德国物普塔大学教授杨起在《作家》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所云：“凄绝的情爱体验；感伤的人生故事；悠扬婉转、回肠荡气的爱欲与死亡。葛红兵笔下的世界是充分现世主义的，同时这现世主义的抒写又蕴含了深切的对人类命运的领受，对人性浩劫的缅怀。”
葛红兵在《沙床》中对爱欲的叙述无疑是大胆而前卫的，全文共十六章，几乎每一章都有“我”的爱欲抒写，现不妨将其列表如下：
第一章我——张晓闽（女学生）同居但相安无事
第二章我——裴紫（网友）在沪宁高速公路上驱车
数百里，在金陵饭店发
生一夜情后离开
第三章我——Ｏｎｉｔｓｕｋａ（女学生）潜意识中的缠绵
第四章我——裴紫Ｅ——ｍａｉｌ交流
我——张晓闽四平路上ＳＴ酒吧跳舞
第五章我——Ａｎｎｅ回忆南大恋情，Ａｎｎｅ因我不愿
承诺过早离世
第六章我——裴紫 同室分居生活
第十章我——罗筱（健身教练）情爱生活
第十一章我与朋友——新世界卡拉ｏｋ厅小姐
儒林群丑图
第十二章我——裴紫我生病（遗传病发作先兆），
我——张晓闽两人来照看
第十四章我——张晓闽爱欲体验
第十五章我——裴紫爱欲体验
第十六章我——裴紫双双殉情
从以上对全文节奏的图式把握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以高频率的爱欲描写构造出文本的基本框架，对一般读者的审美阅读来说，这似乎有些过多过滥，整体上也显得驳杂陆离。但葛红兵巧妙地将爱欲与疾病结合起来，消解了这一看似偏颇的失误。
主人公诸葛是一个患病的“非常态”人，他觉得每一天都可能与死亡约会，因此他“用酒精，用音乐，用各种各样的女朋友来掩饰内心的恐惧感”。这是一个自由书写爱欲并能获得读者理解的最好借口，谁又会对一名正值青春却又即将告别人世的不幸者发出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诘问呢？况且全文多次穿插老父对儿子疾病的担忧和“我”对正常爱情、婚姻生活的渴求，弥漫全文的伤感情愫更是大大冲淡了浓郁的爱欲气息。也就是说，疾病在文本中作为一种道具，过滤掉了爱欲原本具有的媚俗品质。同时与仅仅满足受众的感官刺激不同，《沙床》中的爱欲书写超越了激情和感官的层次，它回归身体本身，代表着责任和义务。与一般低俗的情色文学不同，《沙床》中的爱欲显得伤感而凄美。如主人公诸葛与因车祸失去丈夫的悲伤女子裴紫的第一次激情：“我听见泰雷加的《泪》在空气中像黑色的幕布一样张开，我听见窗外的夜色里所有南方的麦穗都倒在了地上，它们在黑色的夜里无风而卧，像是被黑夜暗暗征服。”用通感、比拟的新奇意象恰如其分地写出两人的心情，细腻而有震撼力。这种典雅而华丽的叙事也是审美化的表征，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受众较高文化水准的消费需求。在《沙床》中，与疾病紧紧纠缠的爱欲更多作为一种隐喻，即生命个体战胜恶劣环境，见证生命意义的所指，因而体现出严肃的生命主题和真挚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王应平（１９７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１］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葛红兵．沙床［Ｚ］．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