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诗音画的和谐交响
作者：郑群辉
《珍珠鸟》就是这样的佳作。
散文讲述了作者与三只可爱的小鸟朝夕相处的动人故事。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在“我”的悉心呵护下，鸟儿安心地住下来了。不久后有了一个雏儿，这是一个少不更事，勇于探险的小精灵。它渐渐地亲近人类，最后居然在“我”的肩膀上熟睡了。冯骥才以他那充满爱心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感人的情景。
在对待被豢养的宠物上，一般人的态度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漫不经心，只供给吃的喝的也就是了，一种则是过度的关心和玩弄。“我”却不是这样。“我”自然是非常有爱心的，但这种爱心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心和体贴，是一种知己式的理解和关怀，即一切为对方着想的关爱，而不是占有式的宠溺和无谓的骚扰。“我”听人说，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鸟，所以，为了给鸟儿营造一个舒适而温馨的居住环境，“我”显得非常细心而体贴。鸟笼挂在窗前，但光线太亮了，就用吊兰的小绿叶蒙盖在鸟笼上，使光线显得明暗适度，使鸟儿有了安全感。鸟儿渐渐适应了新环境后，“我”不像一般好奇而过分爱护的豢养者一样去过多打扰它们，“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到了雏儿出生后，“（我）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雏儿敢于跑出笼子活动了，“我不管它”，“我不动声色地写（作）”。借用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说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而不是“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而这种所谓“爱心”，柳宗元一针见血指出：“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我”在对待小生灵上，其实持的是以鸟为人的态度：即把它们当作人——朋友来看待，或者说把自己当作鸟儿来对待它们的，尊重鸟儿的天性和自由的生存空间，没有丝毫的占有欲和支配欲的流露。
正因为“我”首先与鸟儿拉开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得鸟儿顺性全天，两不相扰，逐渐取得鸟儿的信赖，最终反而拉近了距离，出现鸟儿睡在人肩上那感人的一幕！
这不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交融吗？
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
这不就是当代人日益疏离自然而梦寐以求回归自然的理想吗？
这不就是诗吗？！
什么是诗？诗未必一定要分行排列、意象跳跃、押韵对仗等等，古人认为诗的本体是“情兴”（也即“诗意”），但光有喜怒哀乐的情绪还并不是诗，诗讲究“思与境偕”，情景交融，正如宋人曾几说画草虫时的情兴感受是“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苏轼说画竹的感受是“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只有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诠赋》）时方为诗。《珍珠鸟》把这种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殷殷关爱之心，映照在三只鸟儿身上，以“我”观物，营造了一个“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王维《戏赠张五弟（堙去土加言）》）的人与鸟和乐融融的古典诗境，使人读后景生象外，意在言外，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散文有了真挚的情感，往往能产生和谐的行文节奏，从而具有音律之美。《珍珠鸟》的行文舒缓而抒情，犹如一支古典乐曲，在读者心中悠悠流淌。“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而又温暖的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开头一段居然押韵，朗朗上口，犹如音乐的“过门”，一支抒情的乐曲就这样开始奏响了。
短短的一篇文章，“我”的情感起伏跌宕：愉快和赞叹（即散文开头第一句“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疑虑（第二段），舒心（第三段），或惊喜（第六至七段），或欣喜（第十一段），或不动声色（第十二段），或担心，或心如止水（第十四段）。而随着“我”的感情起伏，文章的行文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富于变化，显示出音乐般有规律的起伏，富于音乐语言的质感。例如表达“舒心”时的一段文字各句都较长，每句的字数都较均匀，显示出明快的音乐节奏和悠长的韵味；而在第六至第七段，其各句文字长短参差变化较大，如“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瞧，多么像它们的母亲；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行文显得跳荡生姿，充分使人领略到“我”第一次见雏儿那种激动得难以自制的惊喜之情。而最后一段的后半部分则采用短句式，行文节奏明显放慢了，示意了作者生怕惊扰鸟儿的好梦而极力保持平和的心情。最后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则像是乐曲的尾声，显得余音袅袅不绝。
散文行文富于音乐性，而文章内容本身也富有音乐性，这就是鸟儿的叫声。散文多次写到鸟儿的叫声：“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尖细又娇嫩的鸣叫”、“生气地叫一声”，以及以象声叠音词的“嚓嚓”“嗒嗒”写出雏儿在书房里所制造出来的顽皮声响。这些鸟儿的清音，配合着行文本身的旋律节奏，仔细体会起来，譬如音乐中的和弦，让人声声入耳，心旷神怡。
最后谈谈这篇散文的画意。散文浓浓的画意，相信任何读者都是可以感受到的，但它为何具有这种绘画性？它的绘画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却需要具体说明。
冯骥才原本就是画家，对中国画颇有造诣，文革间因历受磨难，有感而发，转而进行文学创作。但绘画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九十年代后“尤好丹青，常以绘画为要”（《冯骥才名篇文库·序文》），多次在国内外举行个人画展，有《冯骥才画集》等多种画集行世，被誉为“现代文人画代表”。那么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则是势在必然。就文学而言，他也曾说过“文学的思维也包含着绘画的思维”“文学形象如同绘画形象”（《我非画家》），所以在其抒情散文中注重绘画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散文的绘画性，如同大家所注意到的，首先是富于色彩的词语运用丰富：写鸟，“鲜红小嘴儿”，“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小红爪”；其次是细致写出对象的质感：“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细腻的绒毛”，“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第三是注意对光、影的捕捉和描绘：“阳光从窗外射入，通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诸如这些描写，造就了文章鲜明生动的视觉效果，可视感很强。当然，文学的绘画性毕竟不同于绘画，它的视觉效果不是单一片断静止的，而是延绵不断的，散文除了对鸟儿居住环境进行描绘外，在后半部分着重对雏儿的活动作连续性描写，具有电视电影一般的画面感，画面更显得生机和活泼。
说这篇散文是绘画，更准确地说是一幅文人画，因为它就像中国文人画那样有题款。如果说全文营造了一幅人鸟同乐的图画，那么结尾“信赖，往往创造美好的境界”一句，无疑就是作家兼画家身份的冯骥才，在这幅图画上精彩的题款！
作者简介：郑群辉，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