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人性的镜子
作者：缪春萍 刘立新
在大学期间也曾读过这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作品课上老师也分析过，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与上述一样：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不可能给这个优秀的、渴求自由追求爱情的上流社会贵族女子以其他命运。我当时不大明白，年轻貌美才华出众的安娜何以必须去死、去卧轨？卡列宁真的那么可憎？渥伦斯基真的是对爱情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不惑之年再读《安娜·卡列尼娜》，以一个成熟女性的视角去审视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最终选择，我感到读懂了安娜，也理解了卡列宁，更原谅了渥伦斯基。安娜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悲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因为这样的悲剧不仅在十九世纪的沙皇俄国有，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时有发生，这就不能简单地把一个人的悲剧命运全部推给社会。
列宁曾经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重读《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安娜·卡列尼娜》是人性的镜子，无论是高贵、真诚、自尊的安娜，还是自负、官运亨通的卡列宁，还是自以为是、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都难以战胜人性自身的弱点，不可避免地以悲剧告终。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倾注了全部心血塑造的十九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优秀贵族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真诚，具有摄人心魄的高贵气质、典雅风韵、优雅举止，不论在哪里出现都会让人为之倾倒，为之震撼。她的美是贵族沙龙中少见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这个奋力追求人生幸福的彼得堡社交皇后，却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安娜和其他贵族女性一样毫无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与自由，在其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的时候，就由她的姑姑做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官僚机器卡列宁，她的姑姑是看中了卡列宁的省长地位，年轻的安娜不过是她的姑姑以美色换取财产地位的买卖婚姻的一个筹码。如果不和渥伦斯基相遇，她可能会平静地终其一生，维系着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贞节妻子的好名声；如果渥伦斯基仅是个年轻风流的贵族青年而没有迷人的风度，惊人的坦诚和对传统道德的漠视，没有为她不顾世俗舆论、不管官运、不理功名、不顾一切地狂热追求，就不可能产生这种震撼整个上流社会的爱情。渥伦斯基的狂热追求唤醒了安娜晚熟的爱情，她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八年的婚姻只是婚姻而没有爱情，给她带来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她从心底发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呼声。
安娜与渥伦斯基相爱是她追求幸福、奋争主宰自己命运的开始，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开端。这个悲剧首先来自那个“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动荡不安的宗法制社会，这个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社会在神圣的婚姻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而这些虚伪的男女却用最恶毒的方式去侮辱安娜与渥伦斯基真诚的爱情。李迪雅伯爵夫人和培脱西公爵夫人这两个上流社会贵族放荡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热衷于搬弄是非，把关注别人的私生活作为她们无聊生活的一大乐趣。“李迪雅伯爵夫人早就不爱她的丈夫，但倒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爱其他人……”而培脱西公爵夫人呢？“事实上，她是最堕落的女人……用最恶劣的方式欺骗丈夫。”安娜本可以像这些贵夫人一样与渥伦斯基苟且偷欢，但真诚的安娜由于与渥伦斯基爱的火花的撞击把她无光的日子照亮成生机勃勃的生活，她在虚伪的上流社会社交场所毫不掩饰自己对渥伦斯基爱的真情，并勇敢地把真情告诉了她的丈夫卡列宁，以至于让那些所谓“高尚”的男女感到他们是“两个离群的人”，“好像他们妨碍了大家什么似的”。在卡列宁对安娜的行为提出警告后，被爱情灼烧着的她并没有退缩，在赛马场上的表现更是有悖于她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行为道德规范。“他们的爱情之火燃烧得如此热烈，他们丢弃了爱情以外的一切，一切的隐瞒、说谎、哄骗都变得更为艰难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管其他人的看法和想法。”
真诚的安娜所生活的社会到处都是虚伪，当她真诚地面对爱情、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人时，她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安娜与卡列宁在年龄上、性格上、对人生价值认识上的差异使这本不公平的婚姻必然导致这场冲突。托尔斯泰通过许多细节极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安娜与卡列宁在天性上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作者多次通过他人的目光来展示安娜“勃勃生机”的神韵和风姿，而卡列宁总是“冷冰冰的，一本正经”。安娜的反抗，在力量的对比上是以卵击石，因此，最后安娜的牺牲和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安娜虽然一度挣脱过上流社会集团的羁绊，同渥伦斯基在国外逍遥了几个月，逛了威尼斯、罗马等地，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可当他们倦鸟归巢，又回到俄国时，他们就在上流社会集团所组成的有形无形的壁垒前撞得头破血流了。安娜回国后仅仅为了听巴蒂的歌剧，就受到这个集团的冷嘲热讽，被视为“堕落的女人”，就连那个十分放荡的培脱西公爵夫人都对安娜装得一本正经起来，居然对安娜声言，只要安娜“这种不合法的地位不改变，她就一天不愿理安娜”。
面对这些压力，真诚的安娜尽管敢于不顾一切地追求幸福，追求真爱，但仍不可能战胜人性自身的弱点。贵族生活的狭隘视野，使安娜无法产生精神以外的任何要求，自幼的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偏见，使安娜不由自主地以宗法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作为行动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其心灵深处始终交织着无情的自责和深深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抛夫弃子、和情夫鬼混在一起的可耻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妻子”。这种内在的动因则必然驱使安娜一步步走向绝路。安娜和渥伦斯基都狂热地爱着对方，却又都痛苦着。当一个已婚女人背叛了自己已经不爱的丈夫，去爱一个成熟的、风流潇洒的男人时，她生活的全部就只有这一个人。安娜为了自己的所爱承受了一切不幸，渥伦斯基就是她的天地、她的主宰、她的欢乐、她的生命。渥伦斯基同样不顾一切狂热地爱着安娜，但在他的世界里除了安娜还有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有各种社交活动，有各种消遣，有自己的独立性。而生命力旺盛的安娜最后只能躲在自己的家里，甚至得躲到不为上流社会所注意的乡下去。在这爱的炼狱中，上流社会谴责的是安娜，拒绝接受的是安娜，不能容忍的也是安娜。渥伦斯基牺牲的只是自己的官运，而安娜牺牲了一切：儿子、正常的家庭生活、名誉、身份等等。在爱情的悲剧中，走不出自悔自恨又斩不断情缘的往往是女人。在当时的沙俄宗法制封建社会，安娜这样的女性她们的世界只有自以为是的爱情，而又缺乏控制自己情感的理智，更何况社会对女人的这种行为评价比男人更残酷、更苛刻。男人的世界中有爱情，但男人的世界远比只有爱情的女人大得多。
安娜是十九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的一个优秀女性，但她仍然走不出“小女人”行为方式的圈子。在渥伦斯基开始对她有好感时，最初她保持着矜持，但又有意给年轻风流的渥伦斯基一点撩拨的暗示，在车站两人说话时，渥伦斯基“接住了她给他抛来的卖弄风情之球”，离别握手时“他感到她同样也紧紧握住了他，握得那么有力，甚至还大胆地摇晃了几下……”在彼得堡车站见到渥伦斯基为追她而同车到达时，她“有一种喜悦，醉人和热辣辣的感觉”，并且开始厌恶她的丈夫卡列宁。然后安娜和渥伦斯基互相仰慕，找机会见面，再后来是狂热的恋爱，他们“只有一种欲望，那是幸福的欲望”。安娜一边为自己得到的幸福晕眩，又一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而大逆不道”，并“感到害怕和厌恶”。她既要得到真正的爱情又惧怕失去自己养尊处优的地位。因此在折磨自己的矛盾中，她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小女人”的人性特点：时而狂热地感到自己幸福，时而抱怨渥伦斯基使她陷入尴尬境地，时而诅咒卡列宁，又时而猜忌、怀疑自己所得到和失去的一切。安娜本质上是自私的，她只在乎自我感受，很少在乎他人的感受。当他人的行为决定妨碍了她极端的自我感受时，她会生气诅咒，甚至失态。她的死源于她的自私的不得已：她本人不愿意、丈夫也不可能再接受她；儿子也不可能属于她，当谢廖沙长大成人后真正明白自己的母亲——安娜的所为时，也不会原谅她的。她深爱着渥伦斯基，但又不时地怀疑他，当她确定不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时，迷乱中只想到了死，一种最彻底的解脱。此时的安娜是焦虑狂躁病态的，自私的，她只想到自己的不幸和自己备受爱情的煎熬。她的自私还表现在对卡列宁的痛恨，对周围所有人的嫉妒诅咒，对渥伦斯基时而讨好时而找茬吵架上；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对她与渥伦斯基女儿的冷漠上。作为她与渥伦斯基爱情的结晶，她不珍惜这个小女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自私，病态的自私！她把这个无辜的小女儿看成是累赘，看成是让世人都能看到的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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