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思捷而才俊 诗丽而表逸”
作者：梁祖萍
关键词：刘勰 《文心雕龙》 曹植 诗歌 章表
《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作家作品的评论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在《文心雕龙》的总论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对五经、纬书、《楚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文体论部分即《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在论述各体文章时，在“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部分，论述了重要的作家及作品；创作论《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中，对构思、风格、内容与形式以及修辞手法进行全面的探讨时，同样是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明的；最后文学评论部分，尤以《时序》《序志》《才略》论述各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并评论作家。无需置疑，《文心雕龙》中的作家评论部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书共论及先秦以来的作家二百多人，通观《文心雕龙》全书，了解并总结刘勰作家作品评论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总结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研究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刘勰对建安三曹的评论中，倾注笔墨最多的是曹植，散见于《文心雕龙》各篇中有关曹植的评论有二十多条，足见刘勰对曹植的重视程度，刘勰充分肯定了曹植的文学成就，并指出了其为文的特点和存在的瑕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著作中对曹植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对曹植创作才能的重视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是一位才能全面的作家，他擅长诗、赋、文，其文学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均能有所创造。在建安作家中，曹植是著述较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在《诗品序》说 “陈思为建安之杰”，在《诗品》中把曹植列为上品。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赞他：“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对曹植的创作才能以及卓越的文采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曹植年幼时即已显露出出众的才华，《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①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建安十七年铜雀台建成之际，曹操当面出题令其作文，他挥笔而就作《铜雀台赋》，其才思令曹操大为诧异，并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曹植在《前录自序》中也自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 正是其卓尔不群的才华使曹植曾有“绣虎”之称。谢灵运对曹植的天才极为推重，他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②
刘勰论作家，是非常重视作家的创作才能的。在《辨骚》中，他认为《离骚》继诗三百篇之后之所以能“奇文郁起”，其原因是“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称赞屈原的才华出众为“虽非明哲，可谓妙才”（《辨骚》）。刘勰认为“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序志》），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类拔萃者必然有着过人的智慧。
刘勰在《体性》《神思》《才略》《程器》《事类》等篇中，对作家的艺术才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论述。刘勰明确指出文学创作应该具备创作才能，刘勰认为，作家的“才”是由天资决定的，才分的大小，乃是因为天赋各不相同。《附会》云“才分不同，思绪各异”。在《神思》篇，称赞曹植构思的敏捷神速：“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在《体性》中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才气是天赋和情性决定的，而学问是文化教育和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刘勰每论及才、学，皆以才学对文。
刘勰同时也承认通过后天努力和培养能够提高创作才能，在《体性》篇中，刘勰提出了作家才性的形成有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才”和“气”是先天的，因各人禀赋不同而异，“才由天资，学慎始习”（《体性》）；而“学”和“习”是后天的，和作家自己的努力以及他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事类》篇中，刘勰谈道：“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裠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文章的好坏是由“才”和“学”两个方面决定的，才能在于天资，而学识是后天学来的，又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神思》），禀赋固然重要，后天之学养亦不可缺。富有才情，能够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饱读诗书，也能读千赋则能赋，二者不可偏废，天才与学养配合，才能相得益彰。“表里相资，古今一也”（《事类》），此为古今如一的道理。可见，刘勰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才与学的辩证关系，认为通过学习可以提高才力，即“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事类》）。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亦云：“且夫，文章之事，才学相资，才故为学之主，而学亦能使才增益。故彦和云：‘将赡才力，务在博见。’”③黄侃先生指出刘勰重视天才的特点和“博练”的功夫，提出需具备相当的天资，博学、钻研方能增其才；刘勰原意正如此，“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在刘勰看来，才禀天授，非人力能企及。
当然，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作家的学力、艺术修养、社会生活阅历是非常重要的，但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否认人的生理、心理素质的差异；任何领域的创造，都需要特定的才能，刘勰对天赋的重视也应予肯定。刘勰热情地赞美了曹植在文学领域所展示的杰出的创作才能。在《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既肯定了曹植超凡的资质和杰出的才华，又对其诗歌和表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汉末到六朝，是五言诗兴盛的时期。五言诗是最早在民间诗歌中产生并发展成熟，逐渐被文人注意而成为文坛的一种新体诗，其句式由五字组成，比四言诗多了一个字，“它适应了当时语言中双音词逐渐增多的情况，使诗歌更易于接近口语，从而也容易获得生活气息”④。建安时期的著名作家，大都用五言诗进行创作，钟嵘在《诗品序》中，对五言诗被广泛使用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夫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在建安作家中，曹植是第一个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曹植文思敏捷，才藻富赡，五言诗成就极高，可谓“上承两汉之余风，下开六朝之新体”⑤。刘勰《明诗》篇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古代作家所提倡的“风”、“雅”之音，主要是四言，所以，把四言视为正体；刘勰言“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仍是宗经正统的观点，但在《明诗》篇中，刘勰用了很多篇幅评论从汉魏到南朝刘宋时期的五言诗，并对建安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明刘勰能够正视五言诗自汉魏以来已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事实。他指出曹植的诗兼有雅润与清丽的特色，“华实异用，惟才所安”，“华”指“清丽”，“实”指“雅润”；对曹植五言诗的辞极赡丽而语句精工的特点极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