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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之“边城” 诗性之“寓言”
作者：陈建生 黄助昌
女医生方雪贞在医院里值夜班，这一天也正是她经期的第二天，本该是血流汹涌的日子，可是在那个晚上，当方雪贞还在梦乡之际，值班室的门突然“嘭——”地一声巨响，撞进来了一个满脸是血的鄂伦春猎人，方雪贞认为遇见鬼了，吓得心慌气短，腿也软了……后来才发现，经这么一吓，月经被吓没了，越来越疏于夫妻生活的丈夫陈奎也竟然毫无察觉，还是方雪贞告诉他个中委曲。陈奎获知内情之后，将此事闹得路人皆知，当然也被那个鄂伦春男人——孟和哲知道了，对方雪贞说：“你们汉族女人就是娇气，这么不禁吓！我们的女人，上山能打狍子，下河能抓鱼，六十岁了那个东西也不回去！”方认为孟在侮辱她，而孟声称是来给她治病——“有灵验的药给你”。有着现代医学知识的方竟然听信了，值班的夜晚跟着孟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东山坡，孟“强奸”（医治）了方，而方却“感觉体内被一场淋漓尽致的暴雨冲洗过了，有几分被鞭打的疼痛，也有几分快意的清凉”。如此这般，从春天到夏天，在两个多月的时光里，方风雨不误地去东山坡接受孟的这种“治疗”，因为孟说“雨也是药，风也是药”。居然方雪贞被“治”好了。（见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小说选刊》）
故事就是这么荒诞神秘，我不知道是否有临床医学的根据，但在迟子建充满诗性的叙述里，体验不到一丝色情，反而觉得神圣、庄严，能感受到的是令人敬畏的原始神性。迟子建通过年过花甲的鄂伦春女人／方雪贞、孟和哲／陈奎的原始本能强弱的对比，讲述了一个诗性寓言：原始生活能保存生命活力，现代文明人的身体里的原始生命力正在衰退而变得脆弱。原始的，才是本真的，它是一剂药，能医治“现代＂。
在我们看来，《采浆果的人》是《微风入林》的姊妹篇。在《采浆果的人》中，迟子建继续动情地叙述人与自然的融合无间，继续肯定乡村生活的原始神性。而神性又是以工商活动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所缺失的东西。现代社会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强势催化剂作用之下，正在迅猛消解乡村的素朴与原始，使人逐步失去“自然人”的本色，使人异化为趋利谋利的“机器”，正因为如此，迟子建才不惜笔墨为原始乡村谱写出一曲曲赞歌。从这一点来看，当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相似。
《微风入林》中的“罗里奇”，《采浆果的人》中的“金井”，都是地处偏僻、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山村，就如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原始态“边城”是现代城市的对立面。迟子建暗承了沈从文的“乡村／城市＂、“原始文明／现代文明＂二元对立语境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为人们认识中国人精神生命的存在与发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阐释的文化语境。
“金井”是个小农庄，只有十来户人家，“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然而当城市商人出高价收购浆果时，正在忙于秋收的人们竟然扔下手中的镐、铁齿、镰刀、耙子等农具，拿起形形色色的容器，奔向森林河谷采摘浆果去了。
这一事件，可视为以商业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社会对仍然保存着古朴的农耕文明的一种侵蚀。商业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对农耕文明的袭击。作者写道：“一年一度的秋收本来像根缜密坚实的绳子，可那些小小的浆果汇集在一起，就化成了锐利无比的牙齿，生生地把它给咬断了。”“乡村”在“城市”的面前溃不成军，“唯利唯实的庸俗人生观”（沈从文语）瓦解了“金井”村民的世代坚守的处世观念。
“采浆果”这一事件，被作者作为故事的切入点，被作者处理为诗意化的叙事载体。“金井”的人事，如果用平实的笔调去写，只能是毫无价值的“一地鸡毛”，而迟子建在神性观念的烛照下，山水、草木都显得诗意摇曳，进而赋予了它们以神性，连平凡的人都有了某种神性。不难推断出，迟子建的这一写作资源，来自于她童年生活，来自萨满教。萨满教是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的一种原始宗教。该教没有成文的经典，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崇拜对象极为广泛。迟子建出生在漠河最北（大约北纬５３度）的北极村，从小就耳濡目染。正如她自己在《梦开始的地方》中所说：“在这样一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我喜欢神话和传说，因为它们就是艺术的温床。＂正源于此，迟子建创造了这么一种独特的诗性叙事。这种诗性叙事也暗合泛神论思想。歌德、雪莱、泰戈尔都有泛神论思想，他们笔下的自然与人一样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迟子建有意无意地暗承了这一文化遗产。当然更有可能是萨满教义中的“万物有灵＂观念直接形成了她的诗性叙事方式。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赢得了国际文学界的褒扬，二零零三年“世界悬念句子文学奖＂授予了迟子建，该奖项的评语是“具有诗的意蕴＂。
在小说《采浆果的人》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由神性与诗性融合而产生的独特美感。
首先，迟子建努力发掘潜藏于物体或景象之里的神性意味，使诗性描述成为了克莱夫·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如小说开头：
金井的山峦，就是大鲁、二鲁的日历。雪让山峦穿上白衫时，他们拉着爬犁去拾烧柴；暖风使山峦披上嫩绿的轻纱时，他们赶紧下田播种……而当银光闪闪的霜充当了染匠，给山峦罩上一件五彩的花衣时，他们就开始秋收了。
这无疑是诗性的描述，也是对神性的隐性书写。
有严重智障的大鲁二鲁之所以能够丰衣足食，可以说生活得很好，应该说是一个“神迹”。其原因就是他们兄妹有“慧心”，能够“读”懂大自然的“神谕”。在这里运用拟人修辞手法，使“雪”“风”“霜”都具有灵性，这种灵性与他们兄妹的心灵能够相通，而其他村民对待这样的“神谕”，却有时“充耳不闻”，这不？竟然全都置秋收而不顾，扔下手中的农具，奔入深山采浆果卖小钱去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如小说写到“青鱼河”：“……水花就扬起巴掌，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他呻吟着，惊恐地看着白花花的水欢笑着从脖颈下跃过。”在迟子建笔下，青鱼河无疑是有神性的，它以这种方式来鞭挞曹大平，甚至连他的裤子也“充当了叛徒”。曹大平发现一片隐藏在河谷转弯处的山丁子，“想独享这片果实”，即想谋取最大的利益。在去采果的路上，夫妇两人就为拿到钱后买这买那讨论得很欢，“唯利唯实的庸俗人生观”昭然若揭，结果浆果没采到，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回家后又发高烧，一会儿说家里的炕洞里钻进一只绿眼睛的狼，一会儿又说星星掉下来，砸漏了他家的屋顶……其他采浆果的人，有人撞见蛇，有人被蚊盯肿了眼睛，有人看见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鸟，它发出的叫声像小孩子的哭声……小说不动声色地营造出诡秘不祥的氛围——一种神性空间。
作者在写到其他景物或景象（诸如都柿果、晚霞、夜空、狗、家畜们、熊、林中的鸟、干草、卡车等等）无一不采用拟人手法，用满含诗性的笔触去复活“万物有灵”的古老观念，从而创作出具有强大审美功能的艺术话语，并且构成了一种神性的隐喻。
其次，迟子建写出了人的神性。王一五，只缝制只有精灵鬼怪才能穿得上的小衣裳；他的儿子豆芽只爱用铅笔画花鸟虫鱼、房屋、河流，并称“世上的人都是丑的，不能入画”。他俩的艺术作品具有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的特点。他们为何创作？这是商业社会所不能回答的。毫无疑问，迟子建在此不仅赋予王一五父子作品以神性，还赋予王一五父子以诗性人格。他俩为何能创造出如此的作品？荣格的“神话原型说”或可解释这个问题。荣格认为，所有的艺术品都是原始的神话原型的衍化。然而，令我们在阅读中感到惊讶的是，王一五父子也堕为“采浆果的人”，灵巧的手采的浆果最多，从商人那里拿到的钱也最多。王一五父子身上的神性与诗性是如何丧失的呢？在此，我听到迟子建轻声地、忧伤地为原始文明唱起了挽歌。正如她在《梦开始的地方》所透露的：“尽管我如此热衷于神话传说，但我也迫切感觉到它们正日渐委顿和失传。”王氏父子神性、诗性的丧失，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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