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吃人”——《狂人日记》旧礼教批判的独特视角

作者:熊敬忠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的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便是成功体现了鲁迅创作主张的优秀短篇小说。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把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揭露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弊害,同时深刻反省了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首先扫除的主要障碍和开辟的新路,那就是革除几千年来套在中华民族头脑上的精神枷锁,彻底清洗文化传统中毒素最浓的惯性,从而开出引导民族精神朝现代性迈进的文明处方。《狂人日记》的发表,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指出的,“它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长空,又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冬眠的万物”。
  然而一部短短不足万字的小说,要力透纸背地穿越历史氤氲的迷雾,把隐藏在民族文化内心深处的极为隐秘的根性撕裂出来,没有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丰富的人生体验、长期的写作实践和高超的表现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狂人日记》的时候,发现其成功的奥秘在于小说抓住了一个核心字眼——“吃人”。“吃人”二字涵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讯息,是对历史底层渣滓类符码的真正解密。自然,以往《狂人日记》的解读者并没有忽视对“吃人”二字的分析,但是他们并不是以这个核心字眼为分析的出发点,因而或语焉不详,或语焉不透,不能抓住文本的要害,往往停留在表面上。为分析起见,不妨先引用这段话:
  
  凡是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显然,这种情绪和景况只有在不正常的视野中才可能出现,从时间上说,狂人把几千年的历史记录浓缩为只有“仁义道德”四个字充斥的空白纸堆;从空间上看,狂人把不同文化、区域的文明涂改成“吃人”两个字,这些都是不合逻辑的。作品中为什么只拈出“吃人”两个字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呢?这正是作者最具创造力的地方。
  从意图层面考察:作为小说叙述人的作者,对历史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切透彻的理解。《呐喊·自序》中作者曾说从小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及南京求学的艰辛,留学日本期间看电影事件中所受到的震撼(对民族的劣根性心理的痛惜),这些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于是在小说中,如何改变国民性,唤醒民众的斗争精神,就成为鲁迅最为关注的话题。那么,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选准一个突破口,以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鲁迅以敏锐的眼光,找到了文化堡垒中最顽固的病毒是“吃人”,这个发现是独具慧眼的。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浸染,在观念上同样以这套思想来对待他们自身。因而从这个阵营中萌发新的思想时,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代表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而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新的东西拒斥为异端,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是“吃人”,不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又何尝不是心甘情愿“被人吃”?“奴才心理”“逆来顺受”“从众心态”“天命观”等等,折射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承载的巨大负荷!这是鲁迅所深切感受到的。作者毫不留情地撕破笼罩在民族容颜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解开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之谜!
  从一个假定层面剖析: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小说所塑造的狂人的形象,从作者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社会叛逆者的形象,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的形象”。诚如斯言,狂人非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于是接着的问题是,狂人见到的历史账本书名为“吃人”,内页为“仁义道德”的情形该如何理解?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采取了幻觉、变形、象征、暗示的手法,有意遮蔽狂人的正常心态,将历史扭曲,浓缩为“吃人”两个核心字眼。这是极度的抽象化和符号化。通过乖戾的处理,说明了传统文化的荒诞。作者借狂人之口,对伪装得十分巧妙却十分虚无丑陋的文明史和正统意识形态,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嘲笑,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叙述人和狂人都作为清醒的叛逆人物叠合到一起了。那么作者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而非要借狂人的口吻呢?从整个作品审视,叙事都是以狂人的心理无意识流动来完成的,但在作品的关键段(前引段),主要的表达手法恰恰不是叙述,而是议论,叙事作品发表议论为文学写作之忌讳,以狂人之口替作者代言,避免了作者直面议论带来的损害,又很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深意,乃精巧的设计和画龙点睛之笔。
  以真实的精神病人透视:有的批评者认为“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精神病人”。自然,狂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不健康的。在狂人的视野中,一切理性都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潜意识来观察和看待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性中非理性的、动力学的、潜意识的和性的追求是人的本能和人格构成的主体,它决定了行为的动机和趋向,尤其是神经病人,这类人往往是在受到外界和自身的压力又得不到有效排解之后引发神经系统紊乱,进而产生心理扭曲和变异,形成消极的焦虑情绪倾向,结果存在于他们眼前和心灵中的人和物都是压抑、倒错、乖谬、幻觉的影像,种种非现实的梦境。看《狂人日记》第一节: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狂人登场时,夜色清朗,月光皎洁,接着却是“我不见他,已三十多年”,一个成年人,三十多年不见月光,是很荒唐的。他的思想活动,从“精神分外爽快”,立即跳到“须十分小心”,又是多么地不合逻辑!他把很好的月光同“赵家的狗”联系起来,更显得语无伦次。在以后的叙述中,狂人以敏感的神经感悟外在,并将之非正常化,又与自身对立起来。可以说,那些场景都是非实有的,而是一一被狂人心理过滤而出现的种种梦幻。狂人见到历史版本空隙中留存的仅仅是“吃人”二字,可能是疯癫病发作到顶点的征候。在潜意识里,他把“吃人”与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联系起来,二者之间显然也不存在必然性。正是这极度的错觉,击中了伪道文化的要害,以“谬误”显示了真理!这是对常规思维定势的超越,传递了叛逆者的先声。作者寄言狂人,采取了近似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以神奇的叙事策略,开创了文学话语系统十分广阔的表现空间。
  写神经病人和疯癫状态人物并不是鲁迅先生的首创,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先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罪与罚》,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吴敬梓的《范进中举》等等。这些作品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表明文学不仅反映生活中正常的人及其心理,而且表现病态的人格和心理,特别是挖掘神经病人潜意识内层中极为丰富、敏锐的部分。这一点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理论诠释,并且在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实践。文学是对存在的反映及一切人类自我关注的形式!然而,这些写狂人的作品,多写狂人致病的原因及其疯癫状态下动作行为与外部世界的不协调、不和谐,停留在戏谑、讽刺的层面,缺乏应有的批判力度。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始至终以狂人的变态心理审视历史和现实,通过变形和符号化,把历史和现实的本真形态彻底颠覆,蒸馏出文化星座里的残渣——“吃人”,耙梳出延续数千年来旧礼教旧制度造成的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总根,并以之为独特视角,引导到文化批判的路向。从文学描写到文化批判,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反思。可见,鲁迅的狂人小说,价值远远超越了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 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现代性的征程上,并不是所有的力量都是涓涓溪水,汇聚成历史前进的洪流,传统文化劣性可能会改变它的流向,撞击着时代精神而不易觉察,无形中成为革新的阻滞力,对公平、正义、平等、良心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文学的批判精神依然是呼唤人道,建造和谐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力量。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熊敬忠,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