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成长故事
作者：王国彪
诚如理论界公认的那样，路遥在创作中既“恋史”又“恋土”：一方面，他通过农村青年对城市文化的追求来写他们的进步和觉醒，表现农村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展示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他心灵深处潜藏的乡土恋情使他煞费苦心地设计人物的成长道路，他不愿意让那些有才华、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全部离开故土，而是希望他们当中的大部分能够扎根农村、改造和建设农村。
“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的宽容态度。”⑤路遥如是说。在现代化浪潮中，“高加林家族”不想成为一个时代或一股潮流莫名其妙的牺牲品，或是沙漠中一道转瞬即逝不为人知的风景，因此他们必须有大胆的作为，哪怕身败名裂或者一败涂地都在所不惜。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高加林的痛苦、迷茫和选择也由此而起。“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⑥和高加林的苦闷徘徊相类似，《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在城市文明的诱惑下，放弃了先前的志向和抱负，背弃了神圣的诺言，陶醉于一时的风光，不久就在权钱的诱惑和夹击下混迹于城市，心灰意懒。虽然结尾没有写明他会和恋人一起扎根沙漠，但是在火车站他写给郑小芳的两封信里已经透露出愧悔之意。
为了跳离农门，兰兰（《月夜静悄悄》）、刘丽英（《黄叶在风中飘落》）不能像男人那样以自己的才能和意志挺进城市，只能通过婚姻的途径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追求舒适、享受生活不是犯罪，农民也不是命中注定要受苦，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农民、农村远离现代文明。他们的抉择、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映了有志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不懈探索精神。他们的艰辛探求过程，坎坷的成长历程，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勇于从贫困中崛起的象征，是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路、开始走向成熟的缩影。
三
“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进，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⑦
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路遥没有用城乡联姻的方式解决“高加林”的爱情问题，也没有让“高加林”走招工进城、上学进城的道路，而是把高加林所面临的任务和矛盾一分为二，由孙氏兄弟分别承担：孙少安扎根故土，致富一家，带动一方；孙少平闯荡城市，出人头地，前途无可限量。因此，“孙氏兄弟无疑是高加林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加林的个性和灵魂自身矛盾进行调整和融合孕育分娩而出的新形象”⑧。
从开始的小农狭隘观念，到最后的重振事业、兴建学校，孙少安这个普通的庄稼人，终于发现了自我，找到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他是时代潮流中涌现的农民创业者，传统农民的心理与气质在他的身上得到充分延续。孙少安的出现，为回乡后的高加林指明了一个方向：只要勇于开拓，黄土地上照样可以盛开理想之花。而孙少平的出现，则为高加林将来再次进入城市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在具有史诗风格的巨著中，路遥继续讲述着农村知识青年的成长故事。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孙氏兄弟依靠自身艰苦奋斗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历经风雨磨难，铸就了一代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人物命运的波折，心理心态的变化，无不投射着时代变革的信息。在路遥的笔下，孙氏兄弟的探索历程，使处于转型期的农民（包括城市中的底层群体）看到了曙光和前进的方向。
可以说，在“高加林家族”这个人物系列成长壮大的生命链条中，马建强、兰兰、刘丽英处于初级阶段，高加林、薛峰处于成长（上升）阶段，而郑小芳、孙氏兄弟则处于成熟阶段。但是，和高加林的形象相比，马建强、郑小芳、孙氏兄弟身上的理想色彩相对较浓厚，相应地，其美学价值和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就稍逊一筹。
四
社会心理学认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人总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之间总会存在着不足或过剩，处于不平衡状态，进而人们就表现出了追求平衡的要求，具有特定倾向和内容的社会心理就产生了。经济匮乏时期的农村少年马建强，既然不能在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以精神上的胜利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改革初期，开放、竞争和多元选择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个性得到了自由舒展，与此同时，人们面对无数新的机遇、挑战也不可避免地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或焦虑困顿，高加林的盲目进城、薛峰的中途变卦、孙少安的起伏波折、孙少平的艰苦搏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马建强在困苦的环境中既自卑又自尊的矛盾心理、绝不向命运屈服的抗争精神，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也奠定了八十年代的高加林、郑小芳以及孙氏兄弟的性格基础。时代变革的威力是巨大的，竞争心理、商品生产心理以及开放心理在孙氏兄弟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成长不仅意味着个体人格的发展和精神的成熟，而且也折射出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性质和问题。”⑨从转折前夜的躁动、改革初期的茫然，到改革进程中的动摇最后转变为主宰自身命运的主人，“高加林家族”实现了从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的全面改观。他们从思想、价值观念上开始走出乡村文化的樊篱，并且逐渐具备了现代人应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不平凡的成长故事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广阔背景上验证了农民（农业、农村）出路的开放性答案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城乡差异、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行政腐败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高加林家族”这一形象系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代表了一股新生力量，象征着不满现状、意欲变革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复活和新生。路遥说过：“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⑩在短暂而辉煌的文学历程中，路遥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当代英雄＂的系列形象——“高加林家族”，并为这一弱势群体代言，展现他们惊心动魄的奋斗历程，宽容他们的局限，歌颂他们的美好品质。毫不夸张地说，路遥和他笔下的“高加林家族”一同成长。“高加林家族”揭开了农民文化的一角，它的成功塑造，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添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真实的平民英雄系列，而且也显示了路遥及其现实主义作品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国彪（１９７５－ ），文学硕士，吉林省九台市人，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①刘新生 张文娟：《当前文艺要直面现实》．《文艺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３日．
②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１３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③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文集（２卷）》，Ｐ１０６．
④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
⑤路遥：《〈人生〉法文版序》．
⑥⑦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
⑧张瑛：《论路遥作品中的三个男性青年形象》．《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⑨李建军：《还是现实主义有热情有精神有力度——２００４年中篇小说创作一瞥》，《文艺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
⑩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