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谜样的扶桑与盘根错节的历史
作者：金 琼
“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这一跪）“有着自由的属性。／它可以意味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18)
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两层意义：其一，扶桑“或许是从很远古的时代走来”的一个原始的女性。在这里，作者凸现的是扶桑的雌性、母性特征，是女娲也是夏娃，“完美如一尊女神”，是“最原本的女性”，“泥土般真诚的女性”。作为原始女性的扶桑身上的雌性与母性无疑具有“善良母亲”的包容和保护意味，具有原型色彩，是一个保护神。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先生认为“原始人的女神崇拜同样也是出于希望受到保护和依赖的感情”，并援引阿瑞提的观点“孩子往往将从直接的人际关系中所做的观察扩展为对整个世界的观察”，“孩子想到自己的母亲就产生希望与信赖的情感。……那种和善良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希望情感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被重新体验到。在这些神里，多数是女性”(19)。扶桑作为女性所具有的这种神性对克里斯而言恰恰是无处不在的。“他跪下，让她的乳房托着他的脸，让他吮吸他早已在那儿嗅到的那古老的近乎蛮荒的母性。”(20)这里，克里斯便如同回到了“善良母亲＂的身旁。因而，扶桑就幻化成了与男性对立而存在的原型的女性，她的受难便具有了整个女性受难的意味，文本的隐喻意味极其明显。其二，在强调扶桑的“受难”时，我们似乎感受到她的慈悲情怀，带有浓重的佛教救世意味。大乘佛教的“六度”的提法考虑了普度众生的理论要求。“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中布施和忍辱两条涉及和他人的关系。“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有财者施舍财物，有道者讲经说道，都是自利利他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济度众生，舍身饲虎的故事，这充分说明大乘佛教主张无私无畏、悲天悯人的社会道德。”大乘佛教在谈及“忍辱”时又说“何谓忍辱？云何修行忍门？所谓应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报，亦当忍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法故”(21)。只有忍受这一切的衰、毁、讥、苦，甚至心甘情愿地毁灭自身、奉献自身才能使众生远离苦海。从扶桑对屈辱、受难的态度：宽恕、布施与悲悯，可以看出这一形象具有佛教救苦救难的宗教意味。
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对文本的症候式分析法指出，成功的文本常常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显在结构”，指涉文本的表层故事内涵；一种是“潜在结构”，指涉文本的更为广泛的深层的价值与意义。由此观照《扶桑》，的确存在这样的显性与隐性的故事与意义之区分。在扶桑的离奇爱情与不幸遭遇的表层叙述里，夹杂着对华人女性、原始女性，女性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道德意识、宗教情绪的再现。有意味的是，作者对第五代移民女性生存境况的表述中，特别强调了扶桑的“出卖”与第五代移民女性将“出卖”实际化为“婚嫁”后的物质利益如出一辙，为了生存，她们多少次不甘愿地成为男人身下的“一堆货”。她们的委曲求全其实就如简·奥斯丁笔下的夏洛蒂，为了“一个可靠的储藏室”而牺牲爱情。可以说，在扶桑与华人女性、第五代移民女性之间也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纠葛。
无论是扶桑还是中国的劳工，都是异国人眼中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异国形象”——据形象学专家巴柔的界定，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22)，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和。对他者的态度有三种：狂热、憎恨与亲善。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多是因为病态的狂热（对妓女扶桑）和盲目的憎恨（黄面孔的劳工）而“极为丑化、妖魔化他者，使其形象具有明显的漫画化特征”(23)。扶桑在现实的范围中只是一个受欺凌的华人女子，无力反抗抑或没有反抗地屈从于生活。然而在美国那些的尘封的史书中却被描述得如同洪水猛兽、残渣余孽：“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于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的文明的探索”，“从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关系来看中国妓女对美国正派社会的污染……”(24)，“这个东方女人把他征服了。这是他的家族可耻的一页”(25)。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文化的话语暴力下，扶桑是污染物、灾难、妖孽和罪恶。那些黄面孔的劳工们，在美国当地的报纸中也受到漫画式的丑化：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形、仪态和风俗都是令人厌恶的，从语言、血统、宗教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歧视和粗暴待遇不足为怪。从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种族——在美国历史上受到如此之多的殴打、驱赶、暴力、凶杀。这是公众对于中国人种之劣的本能反应。……(26)
由此而导致那份灭绝“卑贱”民族的请愿书上，列举了中国人的十几条罪状：“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主食大米和蔬菜，居住拥挤，生肺病”(27)，他们“温和顽韧”，他们是“人形老鼠”，他们有如“鸦片般的幻奇” ……甚至在一八七零年的圣弗朗西斯科的报纸上，白人对有色人种进行评比，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比黑人更低劣的人种，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中国人的低劣程度相等于黑种人，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中国人不如黑人低劣”。就连中国人喜爱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也认为中国人“阴险”、“懒散”、“很难了解和亲近，也不会对美国有任何益处”(28)。由此可见美国主流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仇恨、敌视、不解。不止如此，还有恐惧：
他们看着你们一望无际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无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29)
这种仇恨、敌视、不解与恐惧演变成了话语的暴力，包裹着阶级压迫与种族歧视的内核，体现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
根据阿尔都塞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个再现体系”(30)。“从文化与权利关系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利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利，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紜{3}扶桑与那些黄面孔的劳工们是无法对主流文化的话语暴力的摧残进行反抗的，因为他们无法再现自身而只能接受他者的歪曲错误的再现，只有以沉默来忍受美国主流文化霸权的人格定位。故事的编撰者、叙述者、说话人“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假想中的旁观者，则以民族、种族的自觉意识，挖掘出失声的弱势群体与种族的内在表达与心灵的历史，“想看一看我故事的根：那些打工、留学、与洋人相处、异乡月亮方或圆的求证等等故事”(31)。因此，在“我”的笔下，黄面孔的中国移民忍耐、顺从、勤劳，能够忍受最低劣的生存环境，接受最低廉的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承受最残忍的身体与精神的凌辱，像扶桑，像形容枯槁的老苦力，像被活活吊在树上割死的幻想不出声躲过劫难的中国人，“辛勤与忍耐，串起了我们这五代黄面孔移民”。不仅仅如此，还有以恶制恶、主体意识浓厚的阿丁、阿魁、大勇（实际上是同一个中国人），他贩卖女奴、杀人越货、生活放浪；他也锄奸惩恶、侠肝义胆、藐视白人种族的民族优越意识，对白人一口一个“白鬼”，带头将自以为是的洋人一个个扔进海里。大勇是一个在逃的犯人，他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苦役犯伏脱冷，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游走在社会最底层，对社会不公进行自己的抗议与“审判”。在海港之嘴广场，中国劳工的集体自相残杀，炫耀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类似于一种民族精神力量的示威。无疑地，这个自我再现者“我”在尝试修补、纠正不公正的对于华人女性、对于中国劳工、对于第五代移民整体的话语践踏与蹂躏。从二十年代第一个走出唐人街的年轻人，到四十年代第一个进入洋人芭蕾舞团跑龙套的女子，从六十年代的宇航员，到第五代移民……从谦卑恭顺、忍耐宽容到失去生存的诚意与热忱，只剩下聚集财富和玩世不恭……总之，作者将她对于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之内所蕴涵的民族生存状况和人格精神范式作了历史性的再现，对华人女性、华人劳工的苦难和第五代中国移民的边缘人处境进行深切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