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场荒唐而真实的游戏
作者：孙 媛
游戏的主角是两个都市女子，一个是“我”，一个是“王小菊”。她们钱袋充裕，精力旺盛，也不缺欲望和情绪，“我”有“一个被我垂涎了很久的小伙子”，“王小菊”也有“一个刚被她瞄准的男青年”，但是，两人分别俘获的却是对方的目标，“我喜欢的跟她上了床，而她喜欢的随了我”。意犹未尽，两人又进一步“商量好了交换男人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便“如愿以偿和自己喜欢的小伙子”睡一睡。这在别人眼里是不可饶恕的荒唐事，但对于她们来说，简直像是小女孩用花杆铅笔交换香味橡皮一样简单随意，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与传统性别话语不同，此时的“小伙子”、“男青年”是欲望的载体，是女人眼中的“男色”和“战利品”，属于性的编码。而“我”和“王小菊”则甩掉了女性角色的矜持娇羞，在男女关系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了追逐者、征服者的地位——“看见一个整齐一点的男人”就劲头“勇猛”。她们充分发挥着性的情欲功能，却一笔抹杀了爱的诗意本质。此时的性、爱分离，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们比任何时代的女人都更爱自己，她们最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需要，爱情固然缠绵甜美，但是“放纵爱的天空也充满伤痕”，比较而言，还是具体实在的身体需要和征服欲望更容易得到满足。于是，两性之间丰富复杂的情感可能性被她们简化为“搞一搞”“睡一睡”的肉体狂欢。杯水主义的享乐意识演绎着新鲜刺激的欲望景观，而天长地久的郑重承诺则被化解成了无所顾忌的轻松游戏。
即时消费的性爱态度、“交换男人睡觉”的“洒脱”行为让“我”和“王小菊”“惺惺相惜”，两人的友谊迅速展开。被男人抛弃以后，两人搬到一起，姐妹联盟正式成立。相似的处境和体验使她们关系亲密，她们渴望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获得安慰、理解、肯定，借助集体力量挣脱性别宿命。当“我”警觉到自己可能会“变得圣洁起来”时，“我”“害怕极了，紧紧搂着王小菊，我只有她了，我的生命中什么都错过了只有王小菊还没有错过啊，我是多么希望她能拯救我啊，让我重新变得像从前那样淫荡。我不想变得圣洁，一点都不想啊。”荒唐的言辞里蕴含着无奈和苍凉：女人走向“圣洁”就意味着她有可能具备超人品质，成为贤妻良母，抛却现世享乐，期待“永垂不朽”，天使美名的背后是单调重复的生活和缺乏热情的平庸，因此，作为“新新人类”的“我”宁可在“淫荡”中虚掷时光，也不愿保持“圣洁”的美德去重复祖母、母亲的生活模式。“我”和“王小菊”的联盟就建立在对“淫荡”的认同上，她们相互怂恿相互监督，放逐自己对爱情的需求，顺从一时兴致去“搞”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的男人，仿佛以此就可以坚持一种不同于男性想象的女性生活——自由无羁、满不在乎。
但是，姐妹联盟而对的是整个男性世界，“男人是什么呢？是个装饰品，战利品，是个证明罢了，证明什么呢？证明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啊”。在男人面前，“我”和“王小菊”都是女性的化身，潜在的竞争意识注定了她们的友谊除了温暖和真诚，还混合着猜忌和敌意。看到王小菊的“忘年之交”，“我愤愤不平”：“这个骚娘们，怎么还有个当院长的野男人。”王小菊的前男友上门，也令“我”感到不平衡：“毕竟家里的那个男人是冲她来的啊，真正可怜的是我自己啊。”就连“王小菊”对“我”的体贴，“我”也怀疑是她处心积虑的算计。那么王小菊呢？她对“我”百般照顾百般纵容，甚至可以安排一个机会让“我”与她的前男友“搞一搞”，却不允许“我”和他谈恋爱，而“我”则反过来逼迫王小菊：“三天之内你也要跟他搞，凭什么只有我搞你不搞。”她们不在乎共享男人的肉体，却不能容忍任何一方去占据男人的心灵。“男女之间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啊，搞了就死心了，不搞永远不踏实。”相濡以沫的姐妹之情最终难以超越自恋和自私，唯有两个人都去不谈爱情地去“搞”了，对方的心理才会平衡，姐妹联盟才有可能继续下去。
但是，事实却证明，丰富复杂的人，永远无法被简化，袒露肉体的同时做到隐藏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没心没肺的肉体狂欢并非过眼云烟，它在女性体内诞生了结果，这个结果撕开了她们灵魂的面纱。尽管发现自己怀孕是在被男人抛弃之后，尽管明知腹中的孩子并非真正爱情的结晶，性爱的创造力还是让她们感到悲中有欢。孩子唤醒了她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一种遥远的温情令她们泪流满面：“我怎么就没有跟他老老实实地谈个恋爱呢？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他的啊。”于是两个相约要生下孩子，“我”说“我”孩子的父亲是“王小菊”喜欢的男人，“王小菊”说她孩子的父亲是“我”喜欢的男人，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觉得可以借此纪念不曾把握便已失去的爱情。为了“给对方生个健康的宝宝”，她们戒烟戒酒，定期检查，食用孕妇套餐，连化妆也免了——生怕化学激素会刺激孩子。当然，她们的热情并不那么单纯，除了出自本能的母性奉献，里面还融合着自恋、作戏和玩世不恭。“还有什么交情比得上有人愿意陪你生个小孩来玩呢？”无心的言辞揭示出连她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纪念爱情是假的，——连孩子的来历都不能真正确定，纪念又从何谈起？自己觉得好玩才是真的，平淡的生活让人不满，无归宿的性爱令人厌倦，而“生孩子”则可以继“搞男人”之后，成为她们改变生活证明自己的新一轮游戏，二者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在想象中占有孩子——占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和所爱男人的孩子，可以帮助她们克服漂泊之路上的孤独感和失败感，获得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说到底，这毕竟还是一对自私的女人，在她们的生活中，对快乐和刺激的追求高于一切。
但是人算比不过天算，怀孕一旦开始，女人的肉体便会成为生命的根茎和源泉，它不是欲望的化身，而承担着永生的希望，呈现出一种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神圣的内在性对抗着清晰的意识，尽管她们仍然害怕“圣洁”、渴望“淫荡”，但是孕育生命却让性爱本身变得严肃，这种严肃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了她们的心灵，“怀揣着来历不明的孩子”，她们先前对付男人的勇猛劲头“不知跑到了哪里”，当“性”退居二线时，爱的能力在逐渐回归，面对上门“献爱心”的“男青年”，“我”像个恋爱中的“无知”少女，“就因为看了一场电影，就因为一起逛了逛街，就因为在一盏灯下谈了谈心思，于是就已经离不开他的亲切”。而“王小菊”也失去了“勾魂摄魄”去搞无爱之性的心情和勇气。尽管两人互相激励互相逼迫，“搞一搞”的行动也无法进行到底。
从对方的身上，她们再也看不到自己昔日搞性爱游戏的“战斗力”和“满不在乎”，倒是尴尬地发现了女性角色意识的回归，这种回归使她们因“交换男人睡觉”才迅速展开的友谊分崩离析。结尾处，“我”和“王小菊”一同去做了流产手术，然后，“王小菊”从“我”家搬走，而“我”则“在肯德基吃冰淇淋”，刚做完流产手术就吃冰淇淋，与怀孕期间对身体的精心呵护恰成对比，这是否意味着抛弃女性角色的新一轮自我放逐？是否标志着又一程荒凉之旅的起点？从终点又回到起点，难道她们真的是无处逃遁？
小说家以成熟的体验和精准的感觉，击中了“我”和“王小菊”不可理喻的日常生活和触摸不到的荒凉内心。在她们身上，精神压抑与心灵反省的力量已经被消解为兴高采烈的荒唐游戏和不明其详的四处碰壁，随意拼贴的游戏缺乏根基，躁动的热情更无力抵达生存的内幕，经历了一番挣扎，她们最终达到的只是被物化和虚化了的人对沉重现实的逃避（不是解脱，更不是解放），是一种麻木和无所谓，虽然也有眼泪和伤感，但更多的却是随波逐流的冷漠和淡然。
在叙述方式上，《我和王小菊》也显得别具一格，运用作者真名代表游戏的参与者与观照者——叙述者“我”的朋友和同谋。所有事件在作者笔下仿佛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既像是个人经验的诚实叙说，又像是自恋自虐的信口编造，亦真亦假，非真非假，是一种超乎语义之上的“拟陈述”（瑞恰兹语），其目的不是与具体经历挂钩，而是获得读者的情感认同。与之配合，行文采取的是极其个人化的闲话方式，使文本呈现出既盲目又自然的亲切模样，有时喋喋不休自说自话，有时无话可说戛然而止。漫不经心的姿态将现实之重化为文学之轻，使写作获得了轻松洒脱的自由品格，充满私人的趣味和欢乐。没有秘密感的直陈其事更便于表达自我、赢得认同，但是，缺乏重量的语言也会淡化意义的浓度，将压抑于内心的自省力量消解为松弛懒散的话语流淌，使作者在痴迷于细节描述快乐的同时，多少忽略了对深度意义的进一步开掘，对主人公的未来命运只是点到为止，隐约透露的只是一种无法预测也无法挣脱的存在，令人感到有些落空的无奈。但是，小说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我和王小菊》以极富特色的言说方式，醒目的标示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症候——价值底线消解之后，现代人灵魂的变乱与飘荡。揭示出他们对待人生的游戏心态和游戏之后更加荒凉的内心。就这个意义而言，此小说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佳作。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媛，文学硕士，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