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陶渊明审美心理流程解读

作者:王晓红




  摘要:《饮酒》(其五)这首诗被奉为陶渊明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它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完整地复现了作者体验的一次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诗人审美心理的活动也必然具有依次展开的各个阶段。从初始阶段审美态度的形成发展到第二阶段审美体验的深入,最终上升为审美活动的升腾阶段,进入最高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审美活动 心远 物我同一 艺术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这首诗被奉为陶渊明田园诗的经典之作,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常常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东篱采菊、目遇南山等等具体的情景组合上、诗歌意境的建构上,较少注意隐含其中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的审美心理流程。实质上,陶渊明的《饮酒》(其五)这首诗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完整地复现了作者体验的一次审美活动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主体的审美能力具体发生作用的过程,也是审美价值真正实现的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审美心理的活动也必然具有依次展开的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审美态度的明朗—— “心远”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愉快。”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要进入 “物我同化”的艺术化境,领悟其中蕴含的愉悦和快感,首要必须的前提是具有明确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态度应该是一种摆脱实用意识的非功利态度,亦即宗白华先生所言的超越现实功利考虑的“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 。庄子认为人要达到“至善至美”境界的先决条件是“坐忘”,亦即从对纷繁世事的思虑与各种现实得失成败的计较中解脱出来。《饮酒》篇首四句表明作者开始进入审美的初始阶段,审美态度已经形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王安石誉为“奇绝不可及”,认为“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首两句的妙处在于虽在“人境”,却不染世尘,没有世尘的嚣扰(“车马喧”)。诗人“结庐在人境",日与农夫野老欣然相处,而非隐士素常选择的断绝人迹之所;这“人境"却又“无车马喧",清幽静雅,远非世俗红尘可比。一“在”一“无”似乎构成一组矛盾、一种悬念。紧接着诗人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此中关键在于“心远”。人要欣赏美,要进入美的境界,必须首先获得自由,不仅仅是外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内心和人格修养上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应以人的自由和自由的意志作前提。陶渊明冲破“樊笼”,归隐田园,告别了官场繁琐的迎送揖拜,远离了残酷的权力之争,相对于“身不由己”拘羁人的官场而言,获得了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回归自然的陶渊明,并不在意于世俗的荣辱成败、是非得失,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超越——“心远”。“心远”人们习以解释为心志高远,总给人一种未尽其意之憾。我们认为:这里的“心远”诠释为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解放更合适。它与老子所言的“坐忘”是相通的。“心远”的实质,乃是人的心灵对烦嚣气氛的一种阻隔,对生活环境中丑恶部分的一种鄙弃。也就是说,作者以追求内心的宁静这种独特方式来过滤环境,力图摆脱世俗的羁绊,获得精神的解放,心灵的自由。而这恰是诗人能进入物我两忘的艺术化境,感悟“此中真意”的关键。只有心灵精神自由的人,才能 “涤除心灵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的感性欲念和知性观念”,完成日常态度向审美态度的转变,进入空明澄澈、尘念俱息的“虚静”而达成暂时超越现实的审美展开。 “心远”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惟有心远,才能虽结庐人境而不汲汲于送往迎来,即心处闹市也远隔喧嚣;惟其心远,才能以悠然宁静的心境采菊东篱而遥见南山,才能享受到一般人无法体验得到的忘我的美的感受,才能对人生的“真意”心领神会。
  
  第二阶段:审美体验的深入——“物我两忘”
  
  在陶渊明之前,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真正的审美活动是从感知活动开始的。归隐后的陶渊明完全被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田园图景所吸引:袅袅的炊烟、郁郁葱葱的桃李、狭长的乡间小道、庭院中正在盛开的菊花,所见所闻,无不“悦耳悦目”,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感性的愉悦。眼前的美景一下子勾连起作者内在的情绪,按捺不住心底的冲动去采菊。“采菊”诗意化的动作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菊之于渊明,犹兰之于屈子。在其诗文中经常写到的具有现实与象征双重意义的景物就是松与菊,他还在家中东园栽种松菊。陶渊明对松菊特别爱好,以致植于园中,终日相对的原因,就是诗人所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其二》)菊不仅经霜不凋,而且迎寒独放。菊之高洁,特立独行,坚守节操的美德成为诗人伟大人格的象征。采菊既暗喻了作者对高尚节操品格的持守,同时又表明了对完全纯粹源于自然的美的期待与认可。
  可以说,“心远”为陶渊明这位审美者进入美的化境奠定了基础,采菊则是契机,诗人一时兴起,采菊东篱,而偶一举首,无意中欣赏到南山的美景:夕阳映照下的南山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青霭之中,益发显得佳妙神奇,暮色中有成群的鸟结伴而归。南山之景可观可书者多矣,诗人独独选择了“日夕”“飞鸟”的意象,其中蕴含着更深的意蕴。日夕之时,喧嚣一天的万物即将归于寂静,正如作者在《饮酒二十首》中说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诗经》中不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鸡栖于埘”吗?一切的一切都该回归了。沉醉在此情此境中的诗人,眼望急归的飞鸟,蓦地触动了那内心深处执着的田园之情、自然之恋,我也该归了,挣脱那“樊笼”的束缚,回返这真朴自由的大自然,静静地体会那久违的新生活。而这正是陶渊明一生追求不懈的人生理想。在他的心中,自然是自由纯朴的象征,置身宦途就是“误入尘网中”,常常令他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心里总压着一层“暂为人所羁”的跼蹐之感。而田园自然才是他真正的归宿。陶渊明一生出仕归隐反反复复,然在官场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年,他的那颗心,始终是属于山水田园,属于大自然的。应该说,诗人采菊之始心境是闲静平和的,妙处就在于偶然抬头,不期然欣赏到南山日夕的气象,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美的气息。这山、这鸟、这景,使诗人平静的心境泛起涟漪,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作者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感动了,刹那间忘掉了自然,进入一种极度兴奋甚至是迷狂的状态,鸟乎,人乎,作者已完全分辨不出。似乎南山的飞鸟就是诗人自己,陶渊明也仿佛进入了南山,和南山融为一体,真正进入了物我两忘,主客同一的艺术化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或“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语)。正如叔本华在《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中说的:“每当我们达到纯粹客观的静观心境,从而能够唤起一种幻觉,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存在的时候……物与我就完全融为一体。”
  在这一阶段,审美主体从开始的对审美对象的感性直观的认知,由“娱目悦耳”而产生心旷神怡的快感,迅速进入到更深层次“对审美对象意义” 的理解上,从最初的“心物交感”进入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获得更高的精神愉快。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系统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包含两种需要存在,一是认知的需要,二是审美的需要。他认为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会产生一种“高峰体验”,这一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觉得完整和协调,在更纯粹地个别化时与世界融为一体”,这一刻中主体经常产生“惊愕、出乎意料、惬意的认知震动”,常常“意识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陶渊明由“采菊”诱发而进入的“物我两忘、主客同一”的状态与此是相一致的。此时,作为审美主体的陶渊明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平庸,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审美的潜能得以解放和发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并非审美的终极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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