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柳宗元、苏轼游记的感物特色比较
作者：方星移
关键词：柳宗元 苏轼 游记 感物方式 比较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①外物与内心情感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山水游记是二者融合的代表文体之一，感物方式的不同使得柳宗元、苏轼的游记呈现迥异的特色，这从游记的感物方式、取景特点及形成原因等方面表现出来。
一
柳宗元的游记的代表作《游黄溪记》、“永州八记”等二十几篇游记，是他贬谪永州、柳州时的作品；苏轼的著名游记大部分也是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的作品，如黄州时作的《记游定惠院》《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记樊山》等，离开黄州赴汝州的途中作的《石钟山记》，惠州时作的《记游松风亭》《记游白水岩》等，儋州时作的《儋耳夜书》等，著名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就形式而言是文赋，实际上也是游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②钟嵘讲的是诗歌创作中人与自然万物的互相感应，游记创作何尝不是如此。从感物的目的看，苏轼和柳宗元共同的愿望是排解忧愁，让谪居的过程相对自由和轻松，但二人感物的差异更为明显，因而游记也呈现不同的特色。具体说来，柳宗元游记的感物有明显的主观刻意性，而苏轼游记的感物具有客观随意性。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灵感来自于贬谪的磨难过程。唐代文人有被贬谪经历和体验的十分普遍，但就生命个体来说，朝廷给予柳宗元的“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判词毕竟意味着深哀巨痛和无出头之日的绝望，意味着士大夫生命价值的迅速滑落。虽然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中，真正尖锐批评现实、抒写他遭贬的愤郁不平的作品的代表是议论文和杂文而非游记，但山水游记的创作又的确与他的心境有紧密的关系，正是独特的心境，才有了脍炙人口的《游黄溪记》、“永州八记”等游记。《新唐书》本传叙述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其文寄寓了其人的“堙厄感郁”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于逐臣、“僇人”身份的柳宗元而言，之所以对永州的山水感兴趣，正是刻意通过访求山水、感受山水以求得心灵的解脱，才创作这些山水游记。
他在《笼鹰词》中曾生动地描述永州的山水景观，“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野草丛生、狸鼠为患，真乃令人恐怖的荒野。可他为何仍要忘情地游山玩水呢？《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一段文字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这段话记述了作者平日漫游永州山水的原因和经过，文思流畅，意趣自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作者特别突出了自己出游前“恒惴栗”的心情。他深感朝廷对他惩罚的不公正，自以为贬非其罪，但作为下层官吏，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僇人”，厄运也许随时会降临；作为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者，他不能直接言愤，凡此诚惶诚恐之心，只能用“恒惴栗”三字简练而深刻地概括出来。比起荒野的恐怖，心里的恐惧要可怕得多，他遍游山水正是为了摆脱恐惧而绝望的心情，要刻意地找寻快乐丢掉烦恼，从中获得暂时的愉悦，“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是此情此景最通俗准确的表述。如此说来，在漫游中感物只不过是他用来避开攻击与迫害，强制转移心头悲哀和愤怒，冲破压制的一种间接努力。把漫游的见闻感受记录下来即成山水游记，游记的创作也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其本心在于有意。
这种“有意”体现为柳宗元对目标山水寻求的刻意性，以及追寻美好景物的执着过程。为了看到心目中美好的景致，他不惜经历艰难的跋涉，付出艰辛的努力，最终抵达目的地：上西山，他费尽周折，“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游记》）；到小石潭，他必须“伐竹取道”等。即使如此，目标山水的出现还需要作者精心的整理和修葺，如《钴鉧潭记》中，作者欣赏其中的山石泉树，却坚持要“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还为之定位了最佳的审美时间与空间，“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以求获取最大的审美价值。
较之柳宗元，苏轼之于山水，是率性的吟赏，其本意在于无心。山水不是主体故意求访而得，它就在作者所居之地、所见之处、或途经之所，正如他自己所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赤壁赋》），得之于遇。景物也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目标，而只成为主观情感的触发点。如《与范子丰书》写赤壁叽，“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它就位于苏轼在黄州的寓所附近，日日可见，但因友人的到来一切都变了，“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熟悉的友人、雄峻的赤壁、动人的笛声带出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感慨。再如《游沙湖》，“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予买田其间。”沙湖，在黄州城外三十里，苏轼曾去买田的地方，此游记从相田写到求医、出游、饮酒等活动。作者淡化了沙湖的景物描述，实际上沙湖的景物很美，因为兰溪的山水美景有《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为证，常见的溪水、常见的兰芽，只因为词与文交相辉映、景与情互相融合，却让人心向往之。游沙湖的心境又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相谐。一次普通的买田经历通过诗词文艺术化地表现出来。
苏轼能慧眼识珠，别人眼中平凡普通，甚至是穷乡僻壤之穷山恶水，他也能艺术化地欣赏。如《记游定惠院》，此文为元丰七年（１０８４）谪居黄州所作，游记开头写繁茂盛开的海棠，叙述了他在五年中五醉海棠下的往事，海棠生长在杂树丛中，其幽独唯有作者能作知音之赏，他仍然淡化景物而强化感受。“性瘦韧”的老枳木、饼味极美的“为甚酥”、铮铮的琴声……定惠院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无不撩动作者的心弦。赞美此处景物的有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同样，在惠州，他承认此地乃“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与钱济明十六首》之四），但这里的白水岩、松风亭等都让他神思飞越。
可见苏轼善于发现身边普通的山水之美，其游记中的山水是随意入文，可遇不可求，可随地欣赏而不是刻意寻得。其山水游记的感物方式不在描写山水本身，在贬谪的境遇中，山水只成为作者情感宣泄的媒介物、触发点，他认为与其苦苦求奇，不如放松心情去欣赏身边的风景，平衡心境的办法不是流连山水逞一时之快，让心境在痛苦——快意中回环往复而备受煎熬，正确的做法是随时随地找到触动轻松快意心情的景物，触处生春才是困境中的处世之道。这也许是同在贬谪中而苏轼比柳宗元更为放旷达观的原因。
二
从景物描写的特色来看，柳宗元苏轼都注重景物描写的客观真实性，他们着眼的都是贬所真实的山水，但二者不同的是，柳宗元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用比兴的方法去呈现，苏轼则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用赋的手法去表现。
正因为是刻意地访求山水，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具有与一般的山水不同的特点：幽、奇、丽，它们特立突出、清幽美丽，是山水中的“异类”：怪特的西山、幽深的钴钅母潭、奇特的小丘山、凄清的小石潭、鬼斧神工的小石城山、清幽秀丽的黄溪等，无不奇造幽致，无不是被作者审美的眼光过滤和改造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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