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五四”个性解放者的困境
作者：何云贵
关键词：鲁迅 《伤逝》 个性解放者 困境
鲁迅一九二五年十月写作的《伤逝》，无疑是一部很耐读的优秀短篇，自问世以来，就评者如潮，至今不断。观其论者，多作道德批判，或同情子君，或严斥涓生，皆为他们的婚姻悲剧唏嘘不已。但实际上这样的阅读并没有完全扣准作者的本意，因为就作品的叙事重心来看，是叙述涓生的回忆和忏悔，也就是说，作者是在借着涓生的“伤逝”来探讨些什么问题。因此，我们的关注重点理应更多放在涓生身上，从他的思想行为，从他的忏悔中，探寻作者所赋予的思想意义。那么，鲁迅借涓生形象究竟要传达什么思考呢？是对个人的一段经历和感受作“自叙传”似的表达，还是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现实批判？抑或是在传达一种超现实的哲学思考，比如揭示人类“说”与“不说”之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①这些都曾是人们探讨这部作品采用过的问题预设和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然而，在我看来，直面现实人生的鲁迅在这部作品中集中精力探讨的主要还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五四”个性解放者的生存困境，作品着力表达的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进行冷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作品创作的二十年代中期正是“五四”落潮的时期，退去“五四”高潮时的激情与冲动，寂寞冷静中的人们开始有了合适的心境、时间和距离得以反思“五四”。正是这样的时代思想氛围孕育了这部作品的产生。
“五四”个性解放者一直是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关注重点，他们作为近代末期中国最先觉醒的少数知识精英，担负着传播真理，启蒙民众，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重任，他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的光辉形象，不能不令人感动和关注。作为那少数知识精英的一员，鲁迅感同身受，自然将这些个性解放者作为了他关注的重点。从最早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药》里的夏瑜，《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鲁迅塑造了个性解放者的系列形象。尽管姓名、性别和身份不一样，但这些个性解放者都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和相似的处境和遭遇，“独战多数”的倔强与勇敢，被围困被绞杀的命运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如果说《伤逝》与他们有不同之处，我以为就在于此前的作品多呈现个性解放者的抗争与被围困的命运，表达作者的同情与愤怒，而《伤逝》不止于此，它更多在对“个性解放”本身进行反思，在伤悼和反思个性解放者的悲剧。
一、个性解放者的现实遭遇
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人的个性大解放的时代。“五四”个性解放者秉持西方传过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与封建专制统治抗争，自然为传统守旧势力所不容，于是冲突与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
鲁迅在多篇作品中表现了这些“五四”个性解放者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狂人日记》表现了一个觉醒的反抗者“狂人”所遭受的精神危机，被包括他大哥在内的一伙人围逼恐吓得几近精神疯狂；《药》中革命者夏瑜惨遭反动势力捕杀；不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反被误解和被围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独战多数”，虽是那样的顽强，也终被守旧势力逼得处于绝境。《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也曾是那样的勇敢无畏，并取得了自由恋爱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被守旧势力逼得家庭破裂，以至子君牺牲性命。小说详细写出了这对个性解放的新人在与封建势力斗争中遭受围困的全过程。早在恋爱之初，这对个性解放的新人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他们中有子君“威严”的父亲和胞叔，有“嫉妒”或“胆怯”忠告涓生的“几个朋友”，有“托辞拒绝”的房主人，有脸贴在“脏的窗玻璃上”“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的“鲶鱼须的老东西”和擦了“加厚雪花膏”的“小东西”，有“嗤笑”他们的房东太太，有施予“冷眼”的租房人和他家的女工，有投来“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的路人，这些习俗势力合起来构成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压力，对这对新人的自由恋爱造成了有形无形的巨大的干扰，令涓生有时都不免“全身有些瑟缩”。然而，子君的坚定勇敢激励着涓生，使他们互相支撑，最终迎来了自主婚姻的实现。
但这对新人的好景不长，不过大半年，涓生的骤然失业就给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庭以沉重打击，连“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涓生的失业因得罪“搽雪花膏”女人所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涓生所说是“早已料到了”的。这立刻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另一个个性解放者魏连殳，他也曾有过相似的遭遇，守旧势力在舆论中伤，精神绞杀无效的情况下，终以失业断绝生计相威胁，逼使魏连殳妥协。经济扼杀正是守旧势力围困个性解放者的“杀手锏”。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个性解放者面临信仰与生存的两难选择，处境十分艰难，魏连殳被迫违心妥协，痛苦活着，悲哀死去；涓生与子君建立的婚姻家庭也因经济难以维持而破裂，终致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悲哀死去，留下涓生痛彻心肺地忏悔。
涓生与子君的恋爱与婚姻悲剧，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者所共同遭受的现实困境与精神伤痛。面临强大顽固的守旧势力和沉睡不醒的庸众，少数如涓生与子君那样较早觉醒的个性解放者敢于自我做主，反抗封建礼教制度，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其精神行为确实令人惊喜和振奋。然而他们在争取自我幸福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受到精神的绞杀甚至牺牲生命。但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牺牲如哥白尼殉道一般最终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
二、破解“爱情至上”的神话
“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曾是“五四”个性解放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话语和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首要追求的做“人”的权利。冯沅君小说《隔绝》中的人物纟隽 华响亮叫出了那个时代个性解放青年的强烈心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取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③“不得自由毋宁死”一语是何等的惊天动地！柔弱而勇敢的子君为争取爱情自由也“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④的豪言壮语，这几句话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以致“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这些“五四”个性解放者对“爱”与“自由”的热烈追求，所表现出的果决刚毅和宗教般的情感，充分体现了“个性解放”巨大的思想力量，直到今天都依然感动着我们。
“五四”个性解放者率先以“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作为突破口，向封建礼教发起冲击，无疑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封建礼教抑制人性的荒谬性，在他们身上有切肤之痛，这就是封建宗法制度对他们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粗暴干预。于是，在这些个性解放青年走出家庭参与社会革命之前，他们首先应做的就是先“自救”然后才能“救人”，先家庭革命然后才可能社会革命，抗拒宗法礼教势力，首先争得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便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然而，“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是否就是个性解放的唯一目标或终极目标？实现了自由恋爱婚姻的青年男女是否从此就可以自由幸福安宁地生活了？这却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敏锐地看到了个性解放潮流中隐伏的这一个严重问题。一方面，他赞赏这些个性解放者对自由恋爱的勇敢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这些个性解放者“爱情至上”的思想行为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