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作者：游路湘
关键词：《野蔷薇》 传统与现代之间 文化冲突
多年来对茅盾第一个短篇集《野蔷薇》意义的解读多是一种僵化的理念图解。论者要么把它置于《蚀》三部曲同一的语境读出一系列“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追求、迷茫和挣扎；要么把它与《蚀》《虹》《子夜》《林家铺子》等等一起归入“社会剖析小说”，从而完成对茅盾理性创作思维模式的阐释。这两类观点都力图从“社会——政治”型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文本所呈现的历史和本原历史存在一种同构关系的先念预设，以“索隐”的方式揭示出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镜像式对应关系。在这种历史观和意图模式的规约下，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很容易就成为某种政治理念的符号。事实上，如果我们联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文化叙事情境再读《野蔷薇》，就会感觉到文本所弥漫着的浓郁的文化批判意识。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到了二十年代末期，文化心态已渐趋平和。三十年代，除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外，文化叙事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前行：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叙事系列，作者试图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性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对抗他所憎恶的现代城市生活，这一创作指向，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回归；另一类是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新“感觉”书写，它通向了一条遗世独立的羊肠小道，把人物幽囚在感觉、情绪的牢笼里无法自拔。这两条道路都无法通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康庄大道，倒成为传统与现代相互对立的两个极地。茅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其文化叙事策略正好处于这两个极地分化之初，它的出现为我们展示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纷呈的文化情景：娴娴、桂、环、韵、琼华们不是任何创作理念的符号，不隶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也不幽闭于象牙之塔；她们既有独立的思索和行动，又受制于传统力量的规范和约束；她们既有着女人“生的喊叫，灵的颤动”，又伴随着“血和泪”的挣扎。从某种意义上说，《野蔷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在“五四”的狂风暴雨过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互激荡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情感文化形态。
一
“五四”启蒙运动不仅促成了“人的觉醒”，也促成了“女人的觉醒”。长期在封建伦理和父权文化宰制下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开始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子君、露沙、玉君、沁珠、静女士等一批高扬女性主义旗帜的时代女性相继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野蔷薇》作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间，娴娴、桂、环、韵、琼华等也在特定文化背景下适时加入到“时代女性”的行列。茅盾一方面通过她们的情感演绎和心路历程，表现娴娴们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为独立和自由做出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又让她们置于传统文化的对立和束缚之下，从而表现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
《创造》采用“三一律”的写法，讲的是一对小夫妻君实、娴娴之间“创造”与“被创造”的矛盾和困惑。其实，就人物根基而言，君实和娴娴均是在传统文化的沃土里生长的两棵植株，本身构不成矛盾，可恰逢他们处于变革时期，于是早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实对于未来的夫人才会有这样的理想：既要有“中国民族性做背景”、“中国五千年文化所遗传”，又要有“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性情”，并且“不偏不激，不带危险性”。儒家文化体系历来以“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中正”“合理”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在此，君实关于“全新的夫人的理想”，其实正是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在新时期婚恋观中的一个翻版。他对娴娴的一系列创造，也是传统男性主体意识支配下的一个大男子在接受现代文化思想后，激发的对一个理想妻子的努力“创造”行动，仍然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心理。而娴娴则表现为另一种情感形态，虽然她仍是传统的，却呈现一种完全积极、开放的态势，显示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拥抱接受。她不囿于君实的“理想”，而是按自己的个性追求勇往直前。正如君实所烦恼的：“他破坏了娴娴乐天达观的思想，可是唯物主义代替着进去了；他破坏了娴娴厌恶政治的名士气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盘踞着不肯出来了；他破坏了娴娴娇羞娴静的习惯，可是肉感的，要求强烈刺激的习惯又同时养成了。”①真是黄道士召鬼，烧符念咒时，惟恐鬼不来，等到鬼当真来了，又怕得什么似的，抱怨那鬼太狞恶，不是他理想中的鬼。开放与保守，勇敢与怯弱，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构成了娴娴与君实的主要矛盾。反映在“五四”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变革时期，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文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从而提出应怎样继承传统建设现代新文化这个重要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无疑具有象征意义。
这一象征在当年十二月发表的《诗与散文》则更被具象化。“诗”与“散文”也是《野蔷薇》集中最富有象征性的意象。在此，“诗”被象征为传统的空灵、神秘、合乎旋律的爱情；“散文”则被象征现代的粗浅、现实、肉感的男女两性之事。青年丙厌倦了散文式的迷人寡妇桂，转而追求诗意的表妹，结果表妹随父去了北平，丙又想得到桂，这时的桂却坚决地说“半次也不行！”仅此看，也无非写男女三角恋情，但如果我们透过这“散文式”的故事框架，不难看出传统的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所发生的尖锐冲突。青年丙对“诗”与“散文”的态度，构成两种不同性文化的矛盾内核。
受过“五四”新思潮冲刷的丙当时颇有几分狂热劲，他把这份狂热传染给桂，不想竟产生旋风般的作用，爽性在桂的身上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娇羞的“贞静”少妇，变为一个追求“强烈刺激”，追求“青春快乐权利”的新女性。在正统的文化叙事中，女性总是作为弱势、配角被安排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无论是“英雄美女”或是“郎才女貌”，女性的才能均被绝对弱化以至最多成为男性世界的点缀。关于男女性事，男性更是掌握绝对的话语霸权，这种霸权的冷酷专制，以至于几百年来把一个只是追求女性正当权利和生命体验的潘金莲活活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昭雪。这种男性主体的心理习惯已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形态。所以，“面对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现实化，一天一天的粗浅化” ②的桂、丙和君实一样玩了黄道士召鬼的游戏，只好拼命地向所谓的诗意逃遁，向传统回归。
这也正说明在传统文化濡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即使经过“五四”大革命的冲击，要想真正实现思想的现代化是何等的困难。无论是丙对诗意的渴求，对肉感的桂的迷恋所透露的内心矛盾混乱，还是君实对娴娴由满腔热情的“创造”到紧张、失落的心理过程，均说明在历史的交叉地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生的碰撞给人们内心造成的矛盾和困惑。
如果我们再从性别叙事上分析，这也正暗含了作者对传统男性主体意识的颠覆。在《创造》《诗与散文》篇中，茅盾始终满怀热情地站在女性立场上，对男权社会加诸女性的种种束缚给予无情的嘲弄。娴娴作出的 “先走一步了”、“倘使少爷不赶上，她也不等候了”③的决定；桂对丙的断然拒绝：“半次也不行！”④言词简短、利落，情感上不带丝毫犹疑，充分表现了女性在挣脱了男权中心思想束缚后的豪迈和果敢，表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过程中，现代文化所取得的局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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