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尊严与正义:“杀人”背后的隐喻

作者:孟 湘 王苏生




  《杀人者》是美国作家海明威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从小说表层来看,情节是如此简单。两个“穿着那么包紧的大衣,戴着常礼帽,样子真像两个耍杂技的”人,受朋友之托,在一个小餐馆里要杀一个叫安德烈森的瑞典人。在一段蛮横、霸道的对话之后,他们把黑人厨师萨姆和顾客尼克绑在厨房里,让侍者乔治来应付进来吃饭的人。可安德烈森今天没有来吃饭,杀人者只好败兴而归,离开了小饭馆。紧接着是尼克通知安德烈森的场景:安德烈森正泰然地躺在床上,冷静地等待。原来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的事情。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这件事没有办法解决,同时又厌倦了逃跑和躲避的日子。安德烈森的这种无奈无助的境遇,引起了尼克的同情,但尼克也无能为力,最后只好选择离开——不是安德烈森的公寓,而是这座城市。小说就此结束。《杀人者》名为“杀人”,却既没有杀人的刺激场面,也没有杀人的恐怖结果。简单对话组成的情节有点像现代派作品那样难读;不足六千字的篇幅仿佛在叙述一个西部故事。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作品,何以多年来一直吸引读者的视线,成为短篇中的经典?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小说的深层意蕴,即“杀人”背后的隐喻。因为作家通常更愿意用隐喻来暗示作品中的“象外之意”。
  隐喻,人们首先从语言修辞角度来认识的。“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语言修辞技巧就是善于使用隐喻。他说:“这是我们唯一不能向他人学会的东西。这是天赋的标志。”隐喻就是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于另一个事物”。也就是把无生命的东西生命化,把遥远的事物眼前化(置之于眼前),把抽象的观念形象化,从而在读者的情感和观念上引起强烈的效果。由此,“隐喻被归类于由单词构成的话语修辞并被定义为依靠相似性的比喻。”从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开始从词语、句子、语境、语篇、语用等角度把握隐喻的本质。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瑞恰兹就强调通过语境把握句子、语篇的隐含之义。比如只有通过整个《红楼梦》的语境,才能把握“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深层含义。但这些理论都是把隐喻看成语言的多义。直到八十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隐喻才超出语言的范畴,把隐喻与认知、思维及意象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隐喻就是从一个语域向另一个语域的映射,或者通过概念映射,或者通过影像映射,这为理解文学隐喻开启了思路。因为“诗歌不是一个以单一的符号系统表述的抽象体系,它的每一个词既是一个符号,又表示一件事情,这些词的使用方式在除诗之外的其他体系中是没有过的”。所以,文学的隐喻,既是语言的多义,更是意象的多义。词、句子和语境(上下文)的组合,就是意象的创造。也就是说,文学隐喻首先“使意象和意象不断结合,简单意象综合为复杂意象,单一的意象综合为复合意象,初级意象综合为高级意象。意象思维不断运动的结果,是形成完整的艺术意境(艺术典型是其中一种形态),或统一的意象体系”。其次是“借助于与某种东西的相似,力图阐明和揭示某种完全属于未知领域的东西,或者某种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比如,在创造意境这个意象体系过程中,“中国诗人和画家,在落日暮霭里,在远寺钟声里,在孤帆远影里,在月夜箫声里,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深沉的孤独,突然失落了自我,却也同时寻找了最大的慰藉,在大自然中重新捡回了一个我——物我同一的我。这显然蕴涵着道、禅的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所以,“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这就是文学隐喻的真正含义。
  以上述理论视角来看待《杀人者》,杀人者艾尔和麦克斯与被杀者安德烈森、顾客尼克与黑人厨师和侍者乔治既是一种“描述存在”,即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感情和意志;又是作为一种“隐喻存在”,即他们把生命本身与现实世界和文化历史统摄起来,引导读者走向“杀人”背后更具韵味、更富吸引力的隐含之意。
  在世界文学史上,海明威以善于塑造各种各样“硬汉”形象著称。他塑造的斗牛士、拳击手、猎人、渔夫、军人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最典型的“硬汉”形象是《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这位老人最喜欢的话就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杀人者与被杀者正体现“硬汉”的两极。小说一开始,杀人者艾尔和麦克斯似乎给人一种硬汉的印象。他们嘲笑和挖苦侍者;他们在玩笑中就制服顾客、侍者和厨师;他们说“杀人”意图就像点菜一样坦率等等,总之他们作恶从容得像吃家常便饭一样。然而,他们在海明威眼里,只是徒有其表的伪硬汉,海明威形容他们像两个“耍杂技的”——马戏团的小丑。为什么作家如此对待杀人者?因为他们在作恶,从容地作恶。这实际上正体现了海明威对人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尊严与正义。缺失了这一点,硬汉就缺失了精神内涵,成为“又小又白”的小人。与这些伪硬汉相比,安德烈森表现了硬汉的另一极。他刚强、坚定、无所畏惧,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以一种出奇的平静心态来接受这一切。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不胆怯、不屈服、不逃避,有着一种“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安德烈森所表现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在海明威看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海明威的许多作品都洋溢着这样的人道主义的激情。无论是《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还是《乞力马扎罗的雪》《老人与海》,都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关心。尤其是《丧钟为谁而鸣》,它集中表现作家对人类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观察、评价和希望。在海明威看来,当灾难降临到别人身上时,实际上也降临在自己身上,丧钟不仅是为死者而鸣,更是为活着的人而鸣。小说中的两个旁观者——顾客尼克与黑人厨师构成了这种态度的两极。面对杀人者,黑人厨师萨姆奉劝尼克不要卷进去,看似是对尼克的关心,实则是胆小怕事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的表现而已,是一种伪人文关怀。而尼克正相反,作为一个小饭馆的顾客,他可以冷漠处之来避免麻烦,但由于他的善良正直的品格,使他对安德烈森伸出积极援助之手。尼克站在弱势群体立场的态度,不仅是这个人物灵魂的闪光点,也体现了海明威对正义追求的情怀。尤其是在地球小得像一个村庄的今天,他的这一思想更耐人寻味。
  我们知道,文学家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他的创作不仅表现个人自我,也要表现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所以,当海明威把这两组意象置于小餐馆中,他不仅创造出整体的意象体系,而且建构了一个原始意象或原型。透视“杀人”意象,我们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人类无时无刻都处于类似“杀人”的场景中,面对恶势力,是左还是右,是像萨姆那样胆小退缩,还是像尼克那样有正义感?这时刻在拷问我们的良知。这已经是“沉淀、融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是萦绕在人类心里普遍的、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当然,海明威给出了答案。一个小饭馆不仅包含了作家对当代社会和世界批判的激情,也包含了作家对尊严和正义理想的向往。它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绘,也是一种寓言式的隐喻。这个隐喻把人类历时性心理浓缩在共时性“杀人”意象中。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能够超越一时一事而达到社会整体乃至人类原始意象的创造。在“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海明威创造的这一隐喻,正是千百年来人类的人文情怀的回响。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种“知不可为而安之若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大流、不吃亏”等等聪明人的生存哲学的卑劣。
  小说叙事视角也提示读者把作品作为隐喻来对待。从一般小说来讲,叙述人视角总是大于或等于人物的视角,就是说叙述人比人物知道的事情多,或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而《杀人者》叙述视角小于人物视角,这就造成杀人者知道杀人的原因而读者不知道;被杀者知道被杀的原因而读者也不知道。这种视角的选择,就是希望读者不要纠缠杀人事件,而要关注事件之外的东西,即遮蔽了“杀人”本身而打开了通向“杀人”背后隐喻的大门。小说的结尾也充满隐含之意,令人回味无穷。安德烈森最后怎么样了?尼克离开之后怎么样了?这样的结尾表明作家对尊严与正义的真正实现还很茫然。不是让安德烈森无助地面对死亡,就是让尼克无奈地离开。实际上,海明威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人类目前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尊严与正义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都将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作为一个隐喻而存在。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孟湘,山东威海职业学院外语系教授;王苏生,山东威海职业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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