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犹斗的“困兽” 同声的反抗

作者:甄 蕾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伯莎·梅森和曹禺的《雷雨》中的繁漪这两个人物,困兽犹斗式的抗争历程的比较和析解,揭示男性压迫者对女性的否定和镇压,从而彰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冲击,同时探寻不同时代背景下,作家个人意志对塑造同类人物形象的操纵和影响。
  关键词:困兽犹斗 伯莎·梅森 繁漪 夏洛蒂·勃朗特 曹禺
  
  一
  
  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度,然而伯莎·梅森和繁漪却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共同遭受着男权社会的压迫,她们都被男性压迫者污蔑为“疯子”,困兽般地被囚于男权世界的牢笼之中。
  在男权独霸的社会,话语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特性,被男性强占侵吞了。不论是伯莎还是繁漪在这里永远没有表白自己心声的机会和权利。关于伯莎的一切、尤其是她的过去,我们只能从罗切斯特口中得知。罗切斯特告诉人们,婚前的伯莎是西班牙城的美女,“高高的,黑黑的,十分庄严”,极具“魅力和才艺”,“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男人似乎都爱慕着她”。还是这个罗切斯特,在他得到伯莎之后又说伯莎“心灵平庸、卑鄙、狭窄”,他“不能舒服地跟她过一夜或白天过一个小时”,他和她“不可能有和和气气地谈话,因为不管他开始什么话题,都会立即从她那儿听到既粗俗又陈腐、既乖戾又低能的谈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闺秀,才貌双全、人见人爱的倩女,怎么就在嫁给罗切斯特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丑婆娘”“恶劣的野兽般的疯子”了呢?关于婚后的伯莎,我们在罗切斯特发布的所有言论中找不到一丁点儿对她曾为一个正常人的描述。给人的感觉是罗切斯特结婚时娶的就是一个疯子。这就怪了,罗切斯特,一个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绅士,在以充沛的精力、清醒的神志追求伯莎的时候,居然一丁点没发现她是一个具有“最粗野、最下流、最腐化的性格”的女人?罗切斯特对伯莎和他婚后拥有过的甜蜜只字不提,对伯莎什么时候发病为什么发病不做任何交代,对伯莎嫁给他时所带的三万英镑的陪嫁轻言以搪。罗切斯特用他的一家之言一次次絮叨,他罗切斯特,是“由于无知,不成熟,缺乏经验”,还有“青年人的好色、鲁莽和盲目”才娶了伯莎。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罗切斯特对伯莎所做的这一切叙述和评价是一种缺席的审判。历来的霸权者都是在一边独占着话语权,一边做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散布着那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胡言谬语,以其贬低他者美化自己来达到巩固其权势、维护其利益的目的,男权霸道者罗切斯特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总归要浮出历史的地表,不管罗切斯特的一己之论发表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粉装玉饰。当初他倾慕于伯莎的美貌,他的父亲和兄弟贪婪于金钱,是他主动地把伯莎娶进了家门,这个事实恐怕连罗切斯特他自己也无法否认吧!伯莎何过之有?罗切斯特为了掩人耳目竟昧着良心说:“我从没爱过她,从没尊敬过她,甚至从没了解过她。”这个自私卑鄙的伪君子!既然你从来就不爱她,那你为什么娶她?在《简·爱》中,罗切斯特时时刻刻极力掩盖着伯莎的真实身份,甚至始终否认他和伯莎合法的婚姻。伯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囚般地被他锁在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阁楼上,表面上被人伺候起居,实际“享受”的是饲喂野兽般的看管。而罗切斯特却伪装成失却了爱情的单身汉到处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在厌倦了种种旧欢之后又企图通过和简·爱的看似神圣的结合来拯救自己。伯莎就算是个极正常的女人,在这样的“礼遇”、这样的搓揉下,也是会变疯的,更何况她可能本来就有点儿家族遗传上的因素。一颗女人的心,得不到丈夫的那种应有的温存和敬重,无尽的烦恼,得不到任何的破解和抚慰,这些主客观上的摧残和折磨,怎能不使伯莎的疯病“迅猛滋长”?试想如果罗切斯特拿伯莎当人待,对她温柔一些、对她关怀一点,采取点相应的疗养措施,伯莎的境况很有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罗切斯特的言论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他的这一派牵强附会的陈述辩白,如纸糊的灯笼般不堪一击。然而男性独霸为了剥夺女性的权利,为了摧毁女性的意志所建造起来的囚禁女性的精神牢笼,却是坚固异常,难以摧毁。
  再看《雷雨》中的繁漪,这个出身名门的纯真少女,嫁入豪门大宅之后,也被投进了男权独霸的绞肉机。伯莎的悲剧在她身上重演,不过繁漪的情况更为复杂。繁漪以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形象登场,她文弱、哀静、明慧,爱好诗文,“她似乎是一个水晶”。然而就是这样一颗透明的水晶,一嫁给大地主大资本家周朴园,立刻干枯,一步步地加速衰老、凋零。周朴园并不是因为爱繁漪才娶她,而是为了用她那身灵气来装点门面,让她给“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作为繁漪的丈夫,周朴园把繁漪添的新家具搬走,摆上被他抛弃的老相好侍萍顶喜欢的旧家具;他不管屋里的闷热,总保持着侍萍在时夏天关窗户的老习惯;他“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却经常拿着侍萍的照片仔细端详,他根本就不考虑繁漪的心情和感受。这个在周府至高无上的男性权威,从来没有把繁漪当作和自己应有同等地位的妻子来看待,他不与繁漪谈心,不给繁漪抚爱,乃至繁漪的发言权、动作权他也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繁漪干什么不干什么,繁漪发言不发言、什么时候发言,发什么言,都由他来定夺。繁漪说自己没病,他非说她有病;繁漪不想喝药,他硬逼繁漪立即喝下;繁漪说自己没病不想看医生,他硬说繁漪讳疾忌医非得看。最后当他感觉到已经无法控制繁漪的时候,就说她精神有问题。是的,当男权统治者的威逼和强令起不了作用的时候,他们使出的绝招往往是改变女性的称谓和性质,把她们从正常的人群中剔出去、列入另册,给她们配上个“疯子”的称谓,这样拾掇起来就省心得多了。一个“疯”字把她们与正常人的世界隔离开来,抽尽她们作为正常人的一切权利,然后霸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拿捏。然而我们从繁漪的语言和行动上看不出半点疯子的症候,真正的疯子应该或是头脑混乱,或是歇斯底里,或是六亲不认,然而繁漪的思维清晰得很,言谈举止准确而得体。如果说《简·爱》里的伯莎是在一出场就被定义成疯子的话,那么《雷雨》中的繁漪则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给戴上疯子的帽子的。繁漪不仅掉进了周朴园的婚姻陷阱,更悲哀的是她在命运的搏斗中曾抓住过一根救命绳索,然而这一束希望之光,太微太弱,一闪即逝,使她跌入更加冰冷更加黑暗的绝望之渊。那绳索就是周朴园和侍萍生的儿子周萍。周萍从乡下回来出现在周公馆,他诱惑了繁漪,把繁漪“引到了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但这个花花公子很快地厌倦起繁漪来,他移情别恋,又勾引了四凤。他“看见了新的世界”,想“就一个人跑”。他准备撂下繁漪,让她在这道义丧尽、情感荒芜、人性枯竭的周公馆里“慢慢地渴死”。不论繁漪怎样挽留和哀求,他都无动于衷。他一会儿搬出所谓的封建伦理指责繁漪,一会儿摆出一副无赖姿态说“你(繁漪)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总之繁漪的生死与他无关。最后周萍扯下面具,恶毒地把繁漪叫做“怪物和疯子”,他声嘶力竭地对她吼道:“我要你死!”在父子两代人的欺凌下,在周公馆这个“压死人、闷死人”的阎罗殿,繁漪这个年仅三十五岁的少妇,像高山秋风中的落叶,在西天的晚霞暗下来的时候,飘飘摇摇地坠入了黝黯的谷底。
  
  二
  
  人类历史的脉搏是按着它固有的频率跳动的,它不因强者的强大而加速,不因弱者的弱小而消失。尽管在男权操控的社会,女性是弱者,她们被欺侮受凌辱,她们被围困受限制,但是正义在她们的一边,活力在她们的一边,正义的声音在共鸣中增强,弱小的力量在联合中壮大。伯莎和繁漪穿越时空、跨越重洋,齐声呐喊、同步抗争。她们以弱抗强,用不懈的努力乃至以极端的方式冲撞着男权势力设置的牢笼,撕扯着男权社会编织的罗网。她们即使成了困兽,也要做犹斗的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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