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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作品婚恋观的比较研究
作者：付明端
关键词：张爱玲 奥斯丁 婚恋观 爱情 金钱
人类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等等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这就使得反映与表现它们的文学有了超越时空的相似性。不同的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存在着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使文学有了“可比性”。通过对中西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平行研究，人们可以归纳出中西共通的文学现象和审美心理，并上升为一般和真理。在文学作品中，婚姻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无论中西，作家都以独特的方式和理念在其作品中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与爱情相关联的婚姻是被一定社会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是爱情发展的更高阶段。张爱玲与简·奥斯丁都是表现婚姻题材的杰出女作家，她们对女性的婚姻爱情心理都有着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通过众多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给广大读者。
张爱玲生于上海，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婚恋视角是其创作的基本视角，借助这一视角，张爱玲展露出自己极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表达了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简·奥斯丁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四十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细读她们的作品，发现两位女性尽管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个人情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爱情和婚姻题材的表达上，她们却有着很多的相似。本文拟从平行研究为切入点，对两位女性的婚恋观进行同异比较，使中西方文学作品互为参照，互补互济。我们首先分析两位女作家小说中婚恋观的相似点。
实用主义的婚恋观
在张爱玲与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读者基本感受不到浪漫，她们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这反映了两个国家不同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心世界及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当时的英国或是中国的旧上海，妇女都还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婚姻，即嫁一个富有体面的夫婿，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依托。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人的婚姻处境时，即认为传统妇女除了结婚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开展的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夫权强加于女性的双重包袱：宗法伦理秩序思想与性别统治思想。男女在经济、性别和权力中的关系决定了女性的脆弱地位，在寻找可供依靠的结婚对象上，她们的命运被男性所主宰，几乎丧失主动的空间。这大大阻碍了女性个性、人格和自由空间的发展，以致她们很难找到自己身体的自主、自由的性欲以及与社会的联系，从而使女性难以成为有肉体、灵魂和精神的完人。十八世纪的英国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理性统治一切，这也是奥斯丁用理智的眼光看待婚恋的原因之一。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财产由男人继承、掌握，如果本家族没有男人，其财产由男方最近亲属的男丁继承。因此，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生活来源，她们的生活来源即生活的保障只是她们出嫁时有限的嫁妆。所以，为了保证婚后舒适的生活，她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求能给她们相当财产的伴侣，她们不能为了浪漫而丧失生活的基本。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深刻表现了女性经济压抑下的恐惧与无奈心理：既要丈夫，又要经济稳定而导致的卑微感和矛盾感。白流苏用她的下半生和人格尊严去换取婚姻、身份和经济的稳定，她费尽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他合法的妻子，实质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金锁记》中的七巧是爱的牺牲品，也是婚姻的陪葬品，精神和情欲的痛苦，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感到唯一靠得住的便是姜家留给她的遗产。她用一生的代价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黄金的枷锁，在枷锁下迷失了正常的人性。张爱玲作品中的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无独有偶，奥斯丁在她的小说中也反映了经济在婚恋中的重要作用。《傲慢与偏见》开篇就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其言外之意就是没有财产权的女性必须嫁位有财产的丈夫。小说中的夏洛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浪漫，天生就不浪漫”，她向伊丽莎白坦言道，“我只求有个舒服的家；考虑到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我相信跟他结婚，我会获得幸福，也会享受到别的伴侣们所炫耀的那种幸福”。《劝导》中的安妮·埃里奥栋小姐与温特沃斯真诚相爱，但由于他一无所有，不可能发财，没有好职业，也无裙带关系保证他未来的官运亨通，在众人纷纷劝导下，安妮经过理智的考虑，拒绝了温特沃斯的求婚。七年以后，安妮与温特沃斯旧情复燃，这不仅是因为她在这些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温特沃斯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了有名的少校，“拥有两万五千镑的财产，赫赫功绩把他推上了很高的职位，他不再是无名小卒”。安妮嫁给他，决不否认其中真正的爱情成分，但决不是仅仅出于爱情，在这里，作者试图说明：现在的温特沃斯上校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地位上都配得上安妮了。这也就是说除了爱情还有更为现实、实用的经济保障，若不是温特沃斯有了这样坚实的经济基础，谁能说安妮就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去嫁给温特沃斯呢？
偶然因素中的婚恋宿命论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多次强调偶然因素在婚恋中所起的作用。《封锁》里的吕宗桢起初不过是为了在封锁其间的电车上躲避不愿搭理的妻侄，才偶然坐到了女教师吴翠远的身边，没想到这邂逅竟使两颗都不甚充实的心擦出了些许爱的火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偶发的香港沦陷让她的婚姻之梦变成了现实，经历了死亡的恐怖，劫后余生的范柳原已筋疲力尽，需要过一点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结婚了。“生死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在这里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对外界力量的无奈与无助，这些偶然境遇中发生的“爱”，使读者发现张爱玲小说中对未可知的命运的感慨，人们的婚恋生活终究无法摆脱命运之神的摆弄，这也是张爱玲在后来那些创作明朗的作品中主人公依然摆脱不了宿命的原因。
奥斯丁小说虽然始终坚持理性选择的价值，但也赋予了偶然性即诸多巧合以重要意义，她没有把理性选择和偶然性切分成两股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的偶然意识极大地丰富了其情节的发展，从而把几桩婚姻推向幸福的结局，这是诸多巧合共同演绎的结果。在《傲慢与偏见》中，吉英与彬格莱、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都是众多巧合的堆积。彬格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选择经常受未知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结合更是与巧合脱不了干系，伊丽莎白碰巧听到了达西对她的一番品头论足，引起了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到了小说的后半部，伊丽莎白与舅舅一起出游的路线和日程的重新安排，达西的早归与伊丽莎白的不期而遇，以及伊丽莎白未能及时向丽迪雅及父母揭露韦翰致使他们俩私奔等等都使她重新认识了达西。至小说的结尾他们俩走进婚姻的殿堂，经历了逐渐的相互理解和纯真的感情历程，这完全出乎他们自己的期待和努力，是巧合带他们走进了永远的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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