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论五代西蜀词人“拟作闺音”的心理成因

作者:张 帆




  中国的文人们,自幼受着传统的儒家教育,肩负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重任,国家社会家庭都希望他们从外表到内在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内心深处温软的一面却无从体现与释放。即使是写诗作文也要言志载道,正襟危坐地施以教化。而词则可以言情、言一己之真情实感,正好为文人士大夫潜藏于心的阿尼玛情绪提供了正常宣泄的渠道。因此,我们似可推论晚唐五代的词人们着力表现女性柔弱、绮艳的气质,将隐秘在少妇内心的愁怀表现得如同己出,实际上是男人内心潜在的缠绵情感的艺术外化。 “男子而作闺音”的文学现象,也让我们反观到自身的一些生命特征——双性协调有时是不自觉的。
  
  三、双重人格复杂的心理现象
  
  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仕途中的文人创作心理则更为复杂。五代词人主要是士大夫文人,“学而优则仕”,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自然是他们奋力追求的人生目标。然而身居官场,规矩甚多甚严不说,更可怕的是宦海随时存在着政治风险,弄得不好,非但功名富贵不存,反而会惹来贬官流放甚至杀头和株连九族的灾难。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在自我约束中行事过活,以避免飞来横祸。因此,从历代诗文中,我们都不难读到他们厌倦和忧惧官场生活与宦海风波的作品,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亦如此。宋代欧阳修《渔家傲》有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一生勤勉的欧阳修尚且以五更早朝和身困案牍为厌,其他仕途文人想必也大体如此。人天生趋乐避苦,更何况带着假面具在紧张忧惧的仕途中生存的文人,心灵有暂时的放松与休憩是多么难得。社会、家庭对他们的要求是外在的也是不得不屈从的,心里的渴求是内在的却是执着的,这种双重人格矛盾的尖锐,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因此,一旦有红颜知己的抚慰,有情感放纵的场所与机会,他们人格中的另一面也会尽情表现。如尹鹗《清平乐》:“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赚得王孙狂处,断肠一搦腰枝。” 轻笑百媚的歌女“赚得王孙狂处”一语道破他内心深处原本就蛰伏着躁狂情绪。韦庄、孙光宪、欧阳炯、牛希济等人都为官清正,也都有不少艳冶的词作表现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如孙光宪《浣溪沙》云“十五年来锦岸游,未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
  满眼利名浑信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月醉红楼”,毫不掩饰主人公青楼狎妓的放荡生活。韦庄的《天仙子》也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双重人格不仅表现在官场与欢场的不同面孔,还表现为词人对抒情主人公的伪装。如前所述,渴望心灵的休憩与情感的放纵,是身心俱累的士大夫文人的内在需要,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倍加珍惜并诉诸文字。而中国几千年儒家传统要求文人用诗文载道,虽然词可以言情,文人也渴望以词抒写自己的隐秘之情。但模拟女性,从女性的心理出发,代他人言情不是还可以继续带自己的面具吗?以女性细腻的心理特征出发不是更能言情尽意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之下,男性词人们可以大胆地借他人口吻写他们自己体悟的艳情娈思,如遇别人责难似还可以解释为“空中语耳”,与己无干,不是比直接写自己少了许多干系吗?《冷斋夜话》曾记载:“法云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此语似乎代表了相当普遍的文人心态。类似的说法,既可以成为他们逃避道德批评时的遁词,又无意中揭示了有些词人创作时的微妙心理——以艺术虚构的艳遇来满足自己猎艳的心理需求或宣泄其恋情苦闷。以揭示女性情感为出发点,揣摩她们对自己的思念与爱恋,对自己既是一种心灵的补偿,又是“空中传恨”、“空中语耳”的最好解释。
  与上述双重人格紧密相关的还有正襟危坐的官员与纵情享乐的文人角色转换所导致的薄情与忏悔的复杂心理。唐代开放的婚恋观、五代西蜀富庶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前后蜀君主均不思进取而耽于享乐的时代氛围,为文人提供了沉湎声色的有利条件。但儒家正统教育对文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仕途中的名利与富贵依然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酒色歌舞恣意享乐只能是夜幕掩饰下的私生活,一旦回到朝廷或官场,他们必须得收回越位之思,带上礼教中人的假面具,将秦楼楚馆风流韵事抛在脑后。如艳词高手和凝 “及为宰相”,即悔其少作艳曲,专门托人收集焚弃。可见官场仕途的荣耀才是他们人生价值所在,男欢女爱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有薄幸男子就有不幸的女子,在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上没有地位的妇女们,不管她们多么优秀,其价值都只能在夫妇合构、阳刚阴柔的关系中获得。一旦这种关系出现失衡与裂变,如丈夫(或情人)变心或远别,妻妾们就很难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情感依托。歌妓更是供人调笑取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但她们也有着人的丰富情感,有的还能歌善舞、才华出众,是士大夫文人的红颜知己。她们铭心刻骨的恋情未必就不感染身不由己的文人,他们未必就没有情感真实投入后又“玉郎薄幸”的忏悔与自谴心理,加之他们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女性般情感细腻的一面(如前所述之双性人格)需要表现。因此,他们不自觉地关心着弱势的女性群体,为她们哭为她们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灵魂的自赎。兹以毛文锡《更漏子》为例,以见一斑: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宵雾散,晓霞辉,梁间双燕飞。
  
  这是典型的“男子而作闺音”,他将少妇独守空房的心境与情境都表现得深婉周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清代陈廷焯亦云:“我读之不知何故,只是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我知普天下世人读之,亦无不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 “‘红纱一点灯’,五字五点血。”他如此激动,正是他与作者同情而又温软的诗心息息相通。
  综上所论,源远流长的代言传统对文人“拟作闺音”词体创作的心理影响是显见的,也是深刻的;人的双性潜质则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词人不自觉的摹拟女声以表现自我的潜意识;而双重人格与多重角色的复杂转换则是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多方面原因所致。另外,五代西蜀词体创作之所以出现“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还有时代地域的影响、文体的限制、歌唱者的要求、受众群体的需要等重要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古卫红)
  
  此成果系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题“巴蜀词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帆,重庆市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田同之.西圃词说[M].唐圭璋.词话丛编[Z].中华书局,1986,1449.
  ②黄花庵词选[M].引自: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
  ③④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合著.荣格心理学纲要[M].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41.
  ⑤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三联书店,1988.259.
  ⑥ 库·辛格.海明威传[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93.
  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43.
  ⑧引自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227.
  ⑨释惠洪.冷斋夜话[M].丛书集成 2549[Z].中华书局,1983.46.
  ⑩陈廷焯.白雨斋词评[M].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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