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论《伤逝》的男性话语
作者：刘高峰
关键词：《伤逝》 恋爱 婚姻 男性话语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在想象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袭人等，就是曹雪芹对于女性的不同想象。鲁迅的《伤逝》也是如此，子君不仅是作者想象的结果，而且隐含着叙述者及其作者的男性话语。
一
在涓生身上，体现着男性作者所特有的男性意识。当涓生面对“破屋”的“寂静和空虚”时，他想起了子君，“期待子君的到来”；在和子君最初的会面时，涓生不但“仔细地研究”过子君，而且还有了“遭了拒绝以后”的准备，而子君却毫不知晓，只是脸色“渐渐转成绯红”；以后和子君在一起时，常常“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以至于使子君信誓旦旦：“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当子君把所有的爱无私地奉献给涓生时，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涓生却厌倦了。
在涓生失去经济来源之后，他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用“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来告诫子君要注意经济问题，并成了自己为寻找生存而抛下子君的借口。涓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失业以至于衣食无保时，他想到了“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当面临求生危机时，他要撇下子君，让她独自去面对“连墓碑也没有的坟”。最不能容忍的是，涓生反复忏悔的只是自己“说出真实”这“无过之过”，把“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作为指控子君而为自己辩解的理论依据，增添了女性在男性话语下的悲凉感。无怪乎帕特里克·哈南说：“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满心悔恨，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他“并没有特别说谎，但却都没有充分反映事实，也没有真正凭良心说话”①。
二
子君是“五四”新女性，她的勇敢和冲动，足可以说明她决不是沉默寡言的平庸之辈，尤其是在同居期间更是不会失语的。众所周知，语言是精神最原始的冲动，是人类最根本的本质，没有语言，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海德格尔对语言有诗意般的描绘：“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凭借存在物的首次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②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首先是“存在物”，但必须追问“达到其存在”，也就是存在的意义。一个与存在的意义最贴近的存在者，这就是“此在”，即“存在于此”。语言是作为存在意义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旦失去它也就失去了作为存在的意义。文本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子君对生命存在的麻木和冷淡，她孤独、苦闷，始终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
解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语理论也同样表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谁说话，对谁说，怎么说，决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受一系列人为构建起来的规则所支配的。任何一种话语权力关系的建立，要遵循从外部确立的“排斥程序”，遵循从内部确立的“净化原则”。“排斥程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客体的禁律。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自由，我们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净化原则”与说话的传播有关，是“说话主体”的净化。人并不是都能成为“说话主体”，要成为“说话主体”需要有一定的资格。但子君之所以失语，从“排斥程序”中看，是涓生的男性话语对女性思维、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和女性话语实行全面规范与禁戒；从“净化原则”中看，是子君在同居后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剥落了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失去了“说话主体”的资格。子君在涓生男性话语的绝对优势之下处于失语状态。
三
《伤逝》中的涓生，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鲁迅，但却可以肯定地说涓生的思想反映了鲁迅某个层面的思想，尤其是在对待子君的问题上，应该说带着鲁迅的感情印记，联系着作者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事件。
苏联作家科瓦廖夫说：“个人经验不仅表现在知识中，而且表现在感受中，而没有后者也是不可能进行创作的。”③鲁迅也这样说：“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④因此，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情爱心理，应该是《伤逝》创作直接的灵感触发点和题材选择缘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鲁迅接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来信，请教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们谈人生，谈妇女地位，谈女师大风潮。这与涓生同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是何等的相似。爱情之火使四十五岁的鲁迅重新燃起二十余岁的青年般的热情。他焦急地等待着许广平的来信，竟至于“在夜里跑到房外的信筒里去”寻信，以至婚后被许广平揶揄为“天下痴呆盖无过此君了”。这与涓生在破屋中，“耳朵却分外地灵”，辨听子君的脚步声，担心她翻车、被撞的心理刻画，又有什么两样！倘或没有真实的体验，又怎么能写得这样的形神毕似呢？
鲁迅和许广平的个性都很强，都不是肯轻易改变自己意见的人。许广平是二十九岁的新女性，性格单纯、独立不群、桀骜不驯。她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提出立即公开同居的计划，而鲁迅是不会同意许广平的同居计划的。因为他不只是内心有矛盾，而且还有更多的顾虑（旧式婚姻的包袱、师生恋的旧道德大忌、作为文化名人的名誉等）。事实上，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唯鲁迅的意志为上（从恋爱到同居相距三年之多）。
涓生对子君的伤逝，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鲁迅对朱安的负疚心理。一九〇六年六月，鲁迅正在日本留学，母亲为给他和朱安完婚，称病把他骗了回来。鲁迅曾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⑤婚后仅四天鲁迅就返回东京了。此后朱安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侍奉着老夫人，在痛苦的期待中耗费着自己的青春。在鲁迅和许广平交往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来往甚密而未同居，很大程度上为的就是朱安，并在分赴厦门和广州任教时还约定“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鲁迅如此，莫非是想让朱安自己提出离婚？涓生在告诉子君“我已经不爱你了”之前，也是进行过一番斗争的，他也希望子君主动离去，这也不乏相似之处。
《伤逝》成为作者袒露这种负疚的写字板。子君死后涓生在情感上有深深的自责和忏悔乃至于重压般的负罪心理是在情理之中的，这和鲁迅对朱安的心理是一样的。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这里的“鬼魂”“地狱”的恐怖，“孽风怒吼”“毒焰”“烧尽”的酷烈，都真正属于鲁迅自己。钱理群说：“鲁迅正是要将他的人物（或许还有他自己）置于这样的绝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忏悔，并以此作为‘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的第一步。”⑥
显然，鲁迅把对许广平的激情和推诿，把对朱安的冷酷和忏悔都融入了《伤逝》的创作之中，这就使得《伤逝》的叙事有了明显的男性话语。但《伤逝》毕竟给我们开启了一条思索女性自身、女性生存状态、女性生存困境的新路径，因而具有一种真正的洞见和无法替代的体验。当今社会越来越走向现代文明和物质进步，女性问题的交锋，往往要变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交锋。如果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那么，男人和女人都应该还原他们本身的角色，卸掉他们的种种面具，善待自己，善待对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高峰，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①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２４．
②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１，６．
③科瓦廖夫（苏）．文学创作心理学[Ｍ]．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７７．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２３．
⑤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０．
⑥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