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
作者：顾广梅
“奇理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一词源于早期基督教，本义为有神助的人，在文学意义上引指一种具有象征性、神圣性、感召力的人物。普罗文学中如陈季侠、江霞、李尚志、施洵白、刘希坚等男性革命者，都是这样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他们神奇的人格魅力，不仅是成长中的女性们情感的光源，也是她们投奔革命的精神指导和动力。曼英正是在李尚志崇高爱情与革命两方面的热烈指引下，开始痛苦地愧疚于自己肉体与灵魂两方面的堕落。当她最后彻底醒悟，重返革命群众的队伍，并因此赢得真正的爱情时，她对李尚志的爱情表白实际上表征着对自我的反思与重构：“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好好地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群众的奋斗的生活，现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哥哥，我现在可以爱你了……”这里，我们不能只因蒋光慈又落到“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就轻易否定他所出示的人性图景的某种真实与深刻。
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来说，曼英的困境在历史和文化的框架里被文学化地想象了，作者将它表达得夸张、疯狂甚至病态。其实，这种身体与灵魂分裂的两难困境通常是作为习焉不察的生活常态存在着。女性的身体往往被“看”与“用”，或在生育中、或在性爱时，身体只是卑贱的物之存在，是被控制、束缚和忽视的对象。曼英的身体式狂欢一方面可以看作女性生命破茧而出的极端体验，一方面却因身体卑贱化、欲望化再次脱离主体，陷入更大的自我意识危机。因为对每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来说，人不但是一个生物有机体，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自我。这样，身体就不仅是被认知的对象（客体），也是感受的主体。 当主体——客体具同一性时，身体即被视为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就等同于主体。将身体与灵魂进行观念上的二分法，只能阻碍人的完整人格长成和身份认同，阻碍身体——主体同一的自我建构和确立，人也将永远无法成为自为的人。这样，如何使女性自我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出发，在历史与文化的沉重呼吸中，超越身体的被“看”与“用”，自由舒展“有灵性的身体”，是一个永远值得警惕的哲学之思和生命之思。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只要人不摧毁世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客观性，不认识到处在事物和规律固定的形式背后的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疏远的和不真实的世界。一旦他达到自我意识，那么他就不仅踏上通向他本身的真理的征途，而且也踏上了通向他的世界的真理的征途，并且随着这一认识，也就会有行动。他力图将这种真理变为行动，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本真的世界，也就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蒋光慈已经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提出了这个命题，尽管他所设计曼英“冲出云围”的教育过程显得简单化、肤浅化，却实在不能磨灭其智慧的异彩。
与蒋光慈早期的作品及普罗文学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历史和人性描写的深度上都显示了作者不可小觑的超前性探索。寻找原因，这个时期他对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精神的某种继承和接纳应该是主要根源。尽管蒋光慈本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多是从美学原则、叙事技术层面上来谈陀氏对他的影响，但从这两个小说文本所给出的文学图景，特别是《丽莎的哀怨》中所蕴含的深广人类同情与悲悯来看，怎能不让我们感慨恍如听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历史回音？怎能不令我们反思俄罗斯古典文学精神中那博大深邃的人类之爱与痛必将超越时空获得永恒？遗憾的是，蒋光慈在生命后期连续创作的几部带有明显陀氏风格的小说都没有得到应有承认和理论支持，他苦叹自己碰不到“知音解释者”：“朵氏初出世（即陀斯妥耶夫斯基二十四岁写了《穷人》——引者）的时候，即得到了别林斯基的知遇，这真是他大大的幸运！……中国也许有朵氏，然而别林斯基又是谁呢？”反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因缺乏世界性眼光和超越性意识而日益封闭狭小的事实，蒋光慈“采他山之石”的艺术探索被忽略、误读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顾广梅（１９７３年－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教研室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
参考文献：
[１]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４３页。
[２]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见《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第１版，第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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