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寒梅未必都高洁
作者：张献青
关键词：《寒夜》 曾树生 男权 女性 尴尬境地
曾树生是巴金在《寒夜》中塑造的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女性形象。她不同于那些终年被关在家里，一生都在辛勤操持家务的传统女性，如瑞珏和梅（《家》），听凭封建专制家长的摆布，葬送了如花的青春和生命；但是也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像琴（《家》）、淑英（《春》），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时代洪流中，去寻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先前论者或认为，曾树生是红杏出墙、不守妇道的失节女子；或认为，曾树生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新派女性的艺术典型。本人则认为，尽管她背弃了几千年来男人赋予女人的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可是终究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男人为其人生支撑，始终也没有走出传统的男权价值观念藩篱，且有走向“堕落”的可能，犹如一枝在寒冬里绽开的梅花，旋即被移进温室，失去了高洁的品格。
曾树生和汪文宣都是学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都曾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美好理想，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立下了共同的志向，他们由恋爱到结合有过十几年的幸福生活。但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上海逃到重庆，从此，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一般，灾难开始降临到了这个家庭。为了谋生，夫妻俩都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曾树生被迫在一家银行供职，充当为银行家赚钱的“花瓶”，不但理想之梦破灭，幸福的家庭生活也随之化为乌有，汪文宣的失业造成了灾难性的贫穷，婆媳之间的争吵日益激烈，生活中没有了片刻的安宁。汪母虽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性，但几十年的守寡生活，使之人性受到强烈的压抑，性格怪戾孤僻，不愿儿媳分享儿子的爱，随意践踏儿媳与儿子的感情，婆媳互不容忍，互相伤害。此时的汪文宣也失却了往日的热情与活力，变得一味地忍让、妥协、逆来顺受。曾树生无法与汪文宣在精神上对话，与儿子也没有多少母子亲情，关系淡漠，失去了家庭的幸福与欢乐。因此可以说曾树生生活的环境是一个灰暗、窒息的世界。
尽管曾树生不喜欢这个古庙似的家，她委屈不满，也想对生活有所改变；尽管她不像汪文宣那样逆来顺受、一味忍让，可她也作着妥协与忍耐。她经常发牢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她既看不清现实也得不到任何回答，她失望了。她想躲开这无休止的争吵，躲开这沉闷窒息的生活，可是，她却又一再扪心自责：“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呢？”传统女性那种牺牲精神，那种不问自身要求与生存价值的思想观念时时在她身上闪现。曾树生毕竟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面对软弱、隐忍、毫无生活勇气和力量的汪文宣，面对封建婆母的侮辱，她要反抗，她要顺应自己的心意要求，越来越强烈地追求自由与幸福，渴求“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开始了自觉与不自觉的挣扎与反抗。
为了追求自由与幸福，曾树生敢于与思想陈旧、保守顽固、谩骂无理的婆婆反唇相讥，毫不让步，直至关系破裂，一走了之。鲁迅先生认为，中国的为婆婆者——甚至于公公，都把儿子当财产，媳妇当然是自己的女仆了。旧家庭只有父母的媳妇，没有丈夫的妻子。这种旧的传统礼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威力。面对婆母的专横自私、尖酸苛刻，曾树生做出强烈的反抗，摆脱了“好媳妇”对婆母的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取而代之的是毫不让步，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感情，追求自由与幸福。她不理家，只顾打扮，花枝招展，打牌、赴宴、跳舞、上咖啡馆、逛大街、寻找欢乐，也很少时间去体贴关怀孩子。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不再拘泥于家庭、丈夫、孩子等等这些世俗传统的东西，背弃了几千年来以男权社会为中心所赋予的女性角色内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更多地享受正常人的劳动、休闲与娱乐；为了自由与幸福，她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作为大学生，尽管她知道“花瓶”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尽管那是她极不满意的工作，但凭她年轻漂亮的姿容可以拿到不少薪水，既可贴补家用，又可给汪文宣治病。她在自觉不自觉地以容貌作为取悦男人的资本，她只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摆设，而没有什么自身价值可言。美貌和年轻是千古不变的男权文化传统中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千古不变的追求，同时也是女人对自身的根本性要求。为了追求自由与幸福，她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与陈主任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所有的经济权以及最后去了兰州，依靠得不过是她与陈主任的暧昧关系。这一切都说明，一心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曾树生，尽管她不再是以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去确立自己的地位与人生价值，她飞出了被禁锢的笼子，走出了家门，飞向了更加自由的天地，但是她的翅膀已经麻痹，已经离不开男人的支撑了，恰被传统的男权价值观念认同。
曾树生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她过着矛盾和痛苦的感情生活，这主要源于她的主观要求与几千年来的传统男权文化观念在其思想中的积淀之间的冲突。她在外交际，常常想起家里；但一回到家里，沉闷窒息的家庭氛围又使她受不了；她想离开这古庙似的家，可又舍不得生病在家的丈夫；她怜悯同情丈夫，但又厌恶他的软弱与逆来顺受的可怜相；她想与丈夫分手，但传统的女性对丈夫对家的依附心理又时时撕扯着她，始终也没有割断那所剩无几的夫妻温情；她想顺应自己的欲求与行动，但传统惯性又时时牵制她的心灵。她同“五四”以来肩负着沉重传统负荷的“时代新女性”一样，在反对封建束缚争取自由幸福时，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传统女性，少妻性而多母性和儿女性。对曾树生而言，她与丈夫已没有了多少夫妻之情，剩下的只是寥寥无几的亲情。传统女性那种只求奉献的自我牺牲的母性情怀也时时流露在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中。她的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回来，恰是她悲悯怜惜、道义责任与内心欲望的矛盾表现，是走出家门无所适从的徘徊心理的表现。她对汪文宣说过，“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汪文宣身体不好时她说：“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母性的情怀在此表现为首先得养活这个男人。两人分离后，她还照常按月寄钱回家；在街上看到醉酒的汪文宣，赶上前搀扶他回家；回家后强忍着婆婆的尖刻辱骂照料他，甚至为了生疟疾的汪文宣断绝与外界的交际，在家悉心伺候他，温柔地与他谈话，亲切地安抚他。此时，汪文宣在曾树生眼里已不是“丈夫”，而是一个贫病交加需要别人养活和照料，需要母亲抚慰和热爱的“孩子”。在这里，除了道义与责任感之外，更多的是母性成分。在那封长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很显然，在曾树生眼里，汪文宣只是“毫无恶感”而已，已没有了夫妻情爱，她所做的只是尽力使他快乐。在此，传统女性那种敢于牺牲自我的母性情怀形神毕现。
情无限，路难择；剪不断，理还乱。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曾树生在去兰州的那天早晨，久久立于尚在睡眠中的汪文宣的床前，柔声告别：“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心里很不好受，用力咬着嘴唇调转身子离开，可马上又回身去看他。稍后，汪文宣到楼梯口送行，曾树生扑到他身上去，汪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病会传染，而她并不离开他，伸出两只手把他抱住，又把她的唇紧紧压在他干枯的嘴角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并眼泪汪汪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这的确是个催人泪下的场面！但凭此并不能说明她对汪文宣依然是真挚的爱，而是作为一个要求独立自由的女性，走出家门时的艰难“诀别”，何况她去兰州后的前途与命运吉凶未卜。正如她自己所说：“真是我也不一定想去。我心里毫无把握。”此时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到这个可怜的男人！曾树生的心情十分复杂，尽管表面上她没有了对家对汪文宣的依附，在其心灵深处，依然是对丈夫对家的深深依恋。她不情愿地舍弃了应该舍弃的“丈夫”，却跟随了不该攀附的陈主任，这种依恋与攀附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但传统女性骨子里的男权思想更是主导。正如刘慧英在其《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所论述的，传统女性对男人的依恋是一种盲从，是一种愚昧而痴心的“爱”，如同封建专制下臣民对国王的“愚忠”一样，是不计对象的优劣、对错，不问其自身命运前景的悲喜，更不着重于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一句话，没有理性价值判断，而只是一味地“忠”，一味地“爱”。显然这是男权观念对女性心灵的奴化。曾树生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可她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几千年以男权社会为中心所赋予女性的角色内容。文章结尾仍浓墨深情地描摹曾树生的心理：“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不问自身的价值和要求，不管汪文宣“多么不重用”，而“只要对你有好处”。故事结局仍然是曾树生回到了人去屋空的老家，徘徊观望。由此可见，曾树生身上有自主、自强意识，但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离开了依附的男人后可能深处困境的可悲，更没有找到一种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生活方式，而只能作以色相取悦于男人的古老职业。在“固守”与“走出”旧家庭门槛的过程，异常地矛盾、痛苦和尴尬。鲁迅先生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对旧中国的娜拉式女性深刻剖析道：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然而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当然，曾树生和汪文宣的悲剧还有更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婆母人性深层的性心理等因素使然，另当别论。
所以，从根本上说，曾树生没有获得她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幸福，是一个想挣脱而未挣脱恰又依附于男性的具有抗争意识的旧派女性，且有走向“堕落”的危险。犹如寒夜里的一盏孤灯，给人些许温暖和希望，遗憾的是，旋即就熄灭了，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的失望和慨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献青（１９６４－ ），山东沾化人，山东滨州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